25岁的女性创业者周莹琪女士偶尔会和合伙人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大老板要投资我,我要多少钱才愿意跟他上床?」
5000万,或者500万?她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就一次又一次自己找上门来。有时候是在酒店大堂,有时候是在KTV,有时候是在饭桌上,有时候甚至就在汽车后座。
「在车上就强吻你了,你是推还是不推,他(投资人)好像对你这个项目很有兴趣噢。」周莹琪有些兴奋地问《人物》记者,「只是吻而已啊,你推还是不推,又没有上升到上床。」
「大部分女生不推」,她放慢了语速。
周莹琪的父亲曾经教过她:「身为一个女生,你的优势和你的劣势都很明显,优势也是你的劣势,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要把这个运用得很好,就是你如何应对性骚扰,又不会得罪别人。」她将此牢记在心。最忙的一段时间里,周莹琪平均一个星期会和三个投资人碰面,几乎都是男性,有过几次「奇葩的经历」。
一位投资人约周莹琪和她的合伙人下班后在深圳希尔顿酒店的大堂见面聊项目,没聊多久,投资人对她们说:「大堂有点吵,去我房间吧。」
「当时我是吃惊的,觉得他是不是有企图,但是没办法,抱着他有可能投资我们的心态,还是要答应,于是我们一起去了他房间。」周莹琪回忆。
在电梯上,投资人搂住她的腰,周莹琪把他的手支开。到了房间,投资人说:「我有点累,我想躺在床上跟你们继续聊。」于是她和合伙人坐在床对面的沙发上继续向投资人介绍自己的项目。没讲多久,投资人又说:「你们累不累啊,要不要上来躺一下?」
「我们两个人,怕你吃不消啊。」周莹琪半开玩笑地回击。对方报以尴尬的一笑,她的合伙人说了更直接赤裸的话以示反抗。项目最后没有谈成。
也有投资人在周莹琪介绍自己项目时打断她说:「你长得这么好看,做这行太可惜了。」周莹琪回复他说:「你屁股也挺翘的啊」。
这是她面对「骚扰」时一贯的处理方式,让对方尴尬、毫不留情,「女权主义再宣扬说要男女平等,但直男不会理解,你只有让直男切身地体会到我们在鄙视你」。
曾经有一家知名创业公司的CEO到深圳时总想约她出来喝酒,周莹琪不想去,跟他说:「我一分钟是168,你先给钱了再说。」在周莹琪看来,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拒绝,刺激到对方「老子就是有钱」的点,当然对方也并不会真的给钱。但这有时候会把局面导向更有性意味的境地,「他们会说我骚啊」。
周莹琪似乎面临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是她不愿意接受的性骚扰,另一方面则是对面那个处于她权力上游的投资人。性科普作者易衡(网名女王C-cup)认为,在缺乏公平的环境里,女性面临着很多问题,很难保持道德完美处境,「弱势者要在强势者面前保护自己,这实在太难了」,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直直的硬碰硬,反而是非常态的」。
易衡认为中国大众对于性骚扰和权力滥用的理解仍然很陈旧:「仿佛要一方是彻底丑恶的压迫者,另一方是无权无势无能力反抗的受害者,且只有压迫没有受惠,性骚扰和权力滥用才存在。但悖论是,如果只有这样才算的话,性骚扰这个问题大概根本不存在。」
如果这些看起来有点惊险的「骚扰」场面对古灵精怪的周莹琪来说并不算难题的话,那真正难以逾越的壁垒是她在创业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性别歧视。
大多数时候,她和另一位女性合伙人要面对不同的投资人在还没搞清楚项目时就一遍遍地重复:
「你们合伙人没有男生?那不行啊,得找个男生,要不然肯定要失败。」
「你们太女性思维了,我很少见过有两个女合伙人成功的。」
「你们没什么格局啊,建议是找个男生来做 CEO,你们有人选吗?」
当周莹琪问对方什么是「男性思维」时,他们的回答是:野心、事业心、格局、狼性。「我说什么叫狼性,你能解释吗?他说不出来。」周莹琪告诉《人物》记者,一位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投资经理直接告诉她:「数据表明全球成功的男性的确是比较多的。」
周莹琪认为大多数女性创业者都有共同的难题,她们很难像其他男性创业者一样,随时约投资人喝酒,和投资人一起攀岩爬山打高尔夫,和投资人称兄道弟。在饭桌上,中间人只会告诫她:「嘴甜一点」(她认为这其中也有某种性意味),要学会撒娇,多撒一次娇可能就会多10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但中间人不会这样告诫男性创业者,男性创业者可以在高尔夫球场,在德扑桌子上和投资人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长谈。
周莹琪也尝试过学习德扑,但「男投资人是不会和女生坐在同一张德扑牌桌上的,赢你钱不好」。她见过女性如何在德扑桌上「掌握主动权」,「一些很漂亮的女性创业者,比如说10个投资人一桌打德州,她可以从第一个人的大腿坐到第10个人的大腿,但是不会让投资人摸到她……其实她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是在跟投资人交流了。」
这让那些要输钱要陪酒的男性创业者不忿地认为,女性身体在这种时候就有了极大的优势,周莹琪也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优势,如果女性主动去利用的话,「而不是说你就该被骚扰」。
但女权主义者不这么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女性有性资本可用,男性没有,这本身就说明这依然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世界,游戏规则是掌权的男人制订的、是服务于男性利益的。」女权组织「新媒体女性」员工罗瑞雪告诉《人物》记者。她认为性骚扰恰好就是性别歧视的产物,「这里说的性都不一定要到上床发生关系,它可以是很多东西:穿短裙或低胸上衣展现『女性性魅力』。」女性在清楚这是性骚扰的情况下,依然默许,看上去像是「自愿」,但实际上依然是受性别歧视的大环境所胁迫。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女性的性成为一种资源,是因为购买的一方更有资本,也就是说男性更有资源去置换女性的性,这个资源可以是能看到的比如钱,可以是看不到的,比如权。」易衡告诉《人物》记者。
这种资源有可能让女性变强势吗?易衡认为不可能,「至少不会让她在『购买者』面前变得强势。哪怕她会得到一些资源,但她仍然不会取代『购买者』成为资源的拥有者……举个例子,体力劳动者接受了资本家提出的不合理的加班要求,并得到了少量的薪酬,压迫剥削就因此不存在了吗?一样的。」
利用了自己的性资源来获取利益的女性大多数时候仍然是被指责的对象,但魔幻现实背后的矛盾场景可能是:「你可能要假装性骚扰不会影响你,你会回应上司,调调情,也许说服自己上个床,并且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从心理上这么想对自我伤害虽小,把自己想象得开放一点,把这件事想象成自己也是有权力的,会减轻被剥削感。」易衡说。
在这恼人的关系之外,更多时候周莹琪要做的是在办公室把白天和黑夜颠倒,直到凌晨也还在和团队为产品争吵,不断和牛人探讨市场,然后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存款,希望可以养活团队等到产品上线。她和合伙人无数次在晚上抱着一起哭,然后抹掉眼泪为彼此加油,再厚着脸皮继续等投资人、找投资人。「想要的公平迟迟不能实现,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易衡说,「如果我们防治性骚扰的环境再好一点,社会性别平等再好一点,现在这些矛盾魔幻的事情自然就少了。」
原文刊载于人物杂志,已获得授权。
作者:刘璐       摄影:邢铁军
人物杂志的记者刘璐就创投圈的性骚扰来采访了我,问了一些问题,限于篇幅,没有全部发出来,我贴在此处。
谢谢耐心,以下是采访记录:
# 创投圈的性骚扰和学界、媒体界的性骚扰似乎不太一样,因为学界、媒体界的男性似乎有“偶像光环”在,导致女性在被骚扰时甚至不知情,但创投圈金钱和利益的关系会更赤裸。比如这位女性在被骚扰时是反感的,也知道这是骚扰,但转念一想自己可能会获得投资,就默认了这种骚扰,你觉得这是不是性骚扰和女利同时发生了?
国内大众对性骚扰和权力滥用的理解还是很陈旧,就是仿佛要一方是彻底丑恶的压迫者,另一方是无权无势无能力反抗的受害者,且只有压迫没有受惠,性骚扰和权力滥用才存在。但悖论是,如果只有这样才算的话,性骚扰这个问题大概根本不存在。教授对自己的学生性骚扰,难道学生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吗?难道学生不会因此得到一些教育资源上的好处吗?上司对自己的下属性骚扰,下属难道没有丝毫打击对方的方法吗?下属难道不会因此得到一丝丝工作上的方便吗?
我觉得国内迫切需要对全民进行性骚扰教育的扫盲。美国EEOC(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于1980年前发布性骚扰指南之前,大众对性骚扰也认知不清,我们大众现在对性骚扰的认知,就是美国1980年以前的。访问EEOC的网站,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关于性骚扰的界定,能翻墙的可以看看,概括来说性骚扰包括:不受欢迎的性挑逗/性暗示;性施惠的请求/暗示;不受欢迎的涉及性的表达及身体行为。
创投圈的这位女性“转而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获得投资”,其实本质上来说,和学生“转而一想也许会获得更多机会”,下属“转而一想也许会获得上司的帮助”一样。存在权力上下级差,在性骚扰的过程中就会面临两难选择,一是拒绝可能令自己蒙受损失,二是接受也许可能受惠,资本是不是一种权力?是。而且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权力。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存不存在权力上下级?是存在的。被性骚扰者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两难处境,也都会转念一想。甚至可以这么理解,没有这个转念一想,直直的硬碰硬,反而是非常态的。
但学生有没有因此拿到高分、下属有没有因此得到更多机会,不影响性骚扰本身的存在,这也不是学生、下属、创业者自己主动的选择,是权力滥用先行出现,他们在那个当下服从了两难困境中的其中一个,这不能视作自由意志,一个权力滥用的受害者,选择了某种更安全更保护自己的处境,不能因此认为就是平等交换性骚扰就没有发生了。
# 我的采访者告诉我,一些男性创业者甚至会羡慕女性有这样的性资源可以利用,或者说用性使获取利益变得更容易一些。性的特殊性在这里是如何产生的?
要说到这里就要谈到性秩序,性秩序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男性购买性服务,男性是买主,性工作者是卖主,钱性交易,这是性秩序的一部分,这个秩序是依托资本建立的,尽管在很多地方不合法,但人人都知道它存在,它也形成了秩序的一部分。一对男女结婚,男性出轨妻子多半会原谅,女性出轨丈夫多半会离婚,这里也有性秩序,这个性秩序依托的是文化中对男女性道德的要求不同,并且就业不平等的情况下,已婚男性总体比女性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婚姻市场上也会有更多再婚机会。我们当下性秩序的根基就在这两个例子里:资本(市场置换物)、文化、性别不平等。
谈完了性秩序,就可以谈资源了。
资源它是一个政治学的词汇,也是一个经济学的词汇,从政治学上来说,男性的性没有成为普遍的资源,而女性的性是普遍的资源,因为我们社会文化里男性几乎一直属于当权者,男性群体被认为是第一类性别,他们是香火的代称,是战力的指标,人口和战斗力在人类文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群体能否生存下来的关键,所以从政治学上来说,男性会更有权力,去指认他们的性对象为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服务,也就是女性会因此成为性资源。从经济学上来说,女性的性成为一种资源是因为购买的一方更有资本,也就是说男性更有资源去置换女性的性,这个资源可以是能看到的比如钱,可以是看不到的比如权。
马克思讲无产阶级时提到:“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现代女性是不是自由人?她是。她是不是可以选择不拿性交换?可以。而且越是尊重女性其他资源比如她的能力的环境下,女性越是可以不拿性做资源去置换。但如果权力优势一方更偏重认可女性的性作为资源时,女性也就越可能用性作为置换物。
# 这种性的特殊性让女性变成了弱势还是强势?性可以成为一种资源,是否就消解了性骚扰的存在?
女性以身体作为资源,是不可能让她变得强势的,至少不会让她在购买者面前变得强势。哪怕她会得到一些资源,但她仍然不会取代购买者成为资源的拥有者。就像体力者以身体和体力为资本家工作,也不可能令他变得比资本家更强势的 。理解这个部分要知道,当表达强势与否的时候语境是不是相同?比如,如果说她得到了资源的置换,是不是会比本来和她同地位的人更好一点,是有可能的,权力滥用会带来不公平,但这种可能也同样伴随着风险,人们对不公平的厌恶,对女性使用性作为资源置换的厌恶,是一直存在的,甚至比男性不公平受惠的厌恶还要大。
其实性作为资源置换也不会因此就消解掉了性骚扰的存在,既然讲资源,那举个例子,体力劳动者接受了资本家提出的不合理的加班要求,并得到了薪酬,压迫剥削就因此不存在了吗?!道理是一样的。
# 女性在这方面矛盾吗?一方面反对性骚扰,一方面利用性来获取一些利益?
女性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她自己,一个是身为女性群体中的自己,在很多初级的政治主张上,女性往往都会倾向于为群体的普遍困境而发声而抗议。比如要求平等就业,比如要求防治性骚扰,比如要求婚姻法内考虑男女家庭投入不同,等等很多,因为女性在当下确实没有得到平等,就业不平等不用说了,婚姻法不保护家庭妇女不考虑分工投入也是事实,性骚扰泛滥,且受害者绝大多数为女性也都是实情,女性确实受其困扰,从群体来说,当然女性希望自己身为女性这个性别是被公平对待的,这个就算是私底下想要以性换利的女性,也有这个需求,自己主动提供性是一回事,陷入两难只有屈从是另一回事。
从心理学上来讲,女性自己与身为女性群体中的自己,如果在行为和认知上有很大的割裂,也许反而更提示着她们的处境有多为难,这个不只是底层女性的问题,这个无形的秩序也许所有女性都能感觉到,区别只在于有的女性决然地选择了抗争,有的女性衡量之后选择了顺从这个秩序。
公平的环境很重要,也正是因为缺乏公平的环境,女性在面临的很多问题上,就必然很难保持道德完美处境。弱势者要在强势者面前保护自己,这实在太难了。你明知道上司对你不怀好意,但是你好不容易得到这份工作,也许好不容易得到一点升迁,你会因为被骚扰放弃它吗?你有中间路线吗?实际情况是很可能没有,你可能要假装性骚扰不会影响你,你会回应上司,调调情,也许说服自己上个床,并且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从心理上这么想对自我伤害虽小,把自己想象的开放一点,把这件事想象成自己也是有权力的,会减轻被剥削感。
有没有那种就是想要拿性换更好的机会的女性,主动去提供性,当然也是有的。男性有没有想这么干的?去看看各种言情文学、色情文学里,多少幻想和女上司女老板老板的女儿有性关系从而得到好处的幻想。这就说明这种置换的念头不是女性独有的,男性类似的期望不输女性。我是想说,男人女人在这方面皆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我们没听过“男利主义”“人利主义”,而只有“女利主义”,为什么?是因为种种命名上针对女性的敌意更深?还是性别歧视让女性的上升渠道比男性更狭窄以至于要以性换利?还是上层阶级女性更少故而男性没有置换渠道?又或是其他原因?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答案却很复杂,可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思考。
做法看起来当然矛盾。但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又完全能理解,现实就是很魔幻,想要的公平迟迟不能实现,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结婚跟男方要彩礼是不是不对?对方的房产要加自己的名字是不是不好?但它的存在又能理解,它其实就是对缺乏法律保障的一种制约。关键不在教育女性不要彩礼、不要房产加名字,因为切实利益没有保障,这些观念就算都知道是对的,你也很难推广开来。如果我们防治性骚扰的环境再好一点,社会性别平等再好一点,遭遇性骚扰时不需要为难成这种样子,性骚扰的人会因此付出代价,现在这些矛盾魔幻的事情自然就少了。
现在的舆论反而常常颠倒过来:默认制度环境、法制环境、观念是不会改的,“说这些有用吗?”不追源头问题,只拿着受害者的细枝末节叫嚷,一股脑儿去要求女人要怎么怎么做,受害者哪该怎么怎么做,这些高谈阔论又基本都是自相矛盾、侵犯个人主权的,不知置人的尊严、置正义于何地,好像苟且活着就行了,这就是坏的政治体制下病态的舆论环境,政治秩序能够影响人的思考方式,坏的秩序就容易把人变成这种样子。
# 这个女性面对性骚扰的反抗是顺着对方的邀请主动调侃,比如投资人邀请她上床,她说:“我们两个女生,怕你吃不消。”有大佬约她出去喝酒,她会说“我168一分钟,你先给钱。”她的策略是让对方尴尬,从而避免进一步的性骚扰,你怎么看待这种方式?
这就是很常见的职场女性的应对方式,她不想破坏关系,不想给自己职场带来不利,所以她唯有认同这个性秩序,进入到这个性秩序的体系中,找到令对方觉得尴尬的点,回避掉直接的接受或拒绝,避免硬碰硬。她肯定不享受这个状态,但她必须让自己适应这个性秩序,否则她就可能蒙受损失,她不想有经济上的损失,也不想拿自己的性交换,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巧妙的方法。
理论上来说,严词拒绝并且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欢迎这种性邀请当然听起来更正确,(问题是创投圈本身就在法律认定的性骚扰之外,这比校园内的性骚扰还不如,更别说校园性骚扰也没给受害者多少信心。)顺着对方的话接也许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不排斥,也许还会对你变本加厉,也肯定还会继续骚扰其他女性。但现实社会中生活,是可以理解这种方法的,没有好的制度做后援,她身处权力下级,还要求她拿出什么完美的处理方法,这也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