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蒙古人的元帝国而起的大明王朝,而这个汉人建立的王朝并不等于汉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明朝,朱元璋

一、朱元璋的大屠杀

明政府统一华夏,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人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汉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武则天当政时期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明朝,朱元璋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1390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77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1393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遇朱元璋的毒手。

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却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还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

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

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

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得以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可以说,十四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

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

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二、灭绝人性的特务机构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

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应对。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当皇帝的武则天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

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说说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

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十五世纪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十六世纪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

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

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性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

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

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性的图画。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三、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明朝,朱元璋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

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150件奏章,裁决400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

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纪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40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

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国人的不幸。

四、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十四世纪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举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

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反贼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则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

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十五世纪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这种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

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气说话,即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50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知识分子不再用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用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认为是读闲书,浪费光阴。

明朝,朱元璋

自此,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

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以挨廷杖为忠臣而自豪。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