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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冯小刚的个人精神传记

冯小刚是一个奇特的导演,在整体的“第五代”里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说,他也不愿意将自己归纳到第五代里,他不是正规的电影学院毕业,也和他们不是一个路数,在“第五代”导演拍着文艺片的时候,他拍商业片,而当“第五代”集体朝向资本,朝向大众的时候,他却拍起了《我不是潘金莲》,《芳华》这样的电影。自始至终,他都像是一个异类。

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一个京城里的老炮,他自己也拍过一部《老炮儿》,老炮这个词,其实就是流氓,但我在这里不做贬义,我指得是一个文学的话语形象。这种话语形象,经常出现在冯氏喜剧里,而这种形象的来源是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交织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作家-王朔。

王朔的小说,是一代大院子弟失落后的精神缩影,大院是军队干部的聚居地,在八十年代之前,军人子弟是一种显赫的身份,他们是惊叹和艳羡的拥有者,在电影《芳华》里我们也能看到,文工团的几个军二代,明显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军人的地位无比尊崇,比如获得进入文工团资格的何小萍,令她很早就流落在外的父亲非常的放心,而作为大院子弟的人一出来就可以获得荣耀的参军身份,是那个年代的一种身份优势。

而在八十年代之后,这一切发生了逆转,军队进行了裁剪和换班,大学恢复高考,权力的转移让大院子弟失去了身份的优势,而更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实现自己雄心抱负,这些大院子弟,已经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要重新找工作,当职员,或者做小贩。这一点,在电影《芳华》里也有体现,作为首长儿子的陈风,现在忙于下海经商。

芳华:冯小刚的个人精神传记

这群怀着大院情结,但已经身份破落的人依然怀念着旧时代,乖张着看着新时代的齿轮在自己的身体上碾过,当他们站起身来的时候,成了一群“痞子”和“顽主”,而王朔成了他们的精神代言人,用他的京式幽默和黑色的修辞风暴,向眼前的社会发出挑战。

而冯小刚是最早运用王朔文学语言的导演,他的京式幽默和黑色修辞是王朔的反讽气质的沿袭,但冯小刚在精神骨子里并不是一个王朔主义者,1995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学勤,发文抨击王朔主义,称其不过是“大院父辈消灭了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他提出文学应该既不虚伪,也不痞子,起码维护人的尊严。

这种人文关怀的精神,我们可以明显的在冯小刚如今的电影里发现,《老炮儿》里的侠勇之气,《我不是潘金莲》的一路官司打到北京,《芳华》里对老兵的关怀,而当冯小刚拨开了早期冯氏喜剧里的油滑和痞气后,我们发现,其实他的本质就是一个古典的人道主义者。

在电影《芳华》里,他取材的文学资源不再是九十年代的王朔主义,似乎也回到了一种真正八十年代的文学气质。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

芳华:冯小刚的个人精神传记

当然,八十年代文学不可能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因为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不像是六七十年代集体的文革叙事,政治抒情,但它总归的一个趋势,是让“文学”更“文学”,让“文学”更“人学”。

知识分子是十年文革中受到伤害最严重的群体,当八十年代的新风吹过,作家最先感受到黎明的到来,但是相比于黎明的那一点点阳光,远远不能抵消他们精神上鞭痕,对文革的反思和追问成了他们的一个文学主题,他们进行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寻根”运动,也试图通过运用对个人情感的追索来抚摸记忆中的“伤痕”,文艺思想的解冻让他们将生命的尺度重新介入到文学环境里,与之相似的“第四代”导演,他们直面过“文革”劫数,也运用电影将“文革”作为一个巨大的话语压迫场所,个体的青春悲剧和古典式的爱情瓦解了政治的冻霜,而他们再对这份历史记忆的呈现里,用哀伤的生命呼唤,进行一种人道主义式的请愿。

这种感觉,我们也能从《芳华》中看到。

如果八十年代文学仅仅是更作为“人”的文学,而不是“政治”的文学,也不足以称做黄金时代,真正让文学繁荣发展的是由于文艺思想解冻后,大量西方作品的传入中国,让中国作家看见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而在之前,中国人能读到的外国作品仅仅是苏联文学,而中国作品也仅仅是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红色语言,而想要自由的读书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活动,一本包涵着最新的西方思想的读物,犹如一袋海洛因,想要读书的学生,需要绞尽脑汁地在多道严防死守的环境里的藏书,借书,或者从图书馆里偷书。聚众读书的危险程度,不下于今天在朝阳区里聚众吸毒。

芳华:冯小刚的个人精神传记

所以,西方“现代派”作品进入中国作家的脑袋的那种颠覆感,好比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腐朽昏庸清政府的国门,他们读到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时候,惊讶的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文学的维度原来还可以这么高,于是涌现了一次“先锋”“实验”盛况,一批先锋作家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尤其是在诗歌领域,朦胧诗的出现,《今天》杂志的诞生和各种先锋的诗歌流派,带动了全国新青年的对诗歌的着魔。

于是,在八十年代,上至知识分子,下至平民百姓,都对文学和知识充满了狂热的追求,大学校园里,尼采,萨特的书可以卖到脱销,《百年孤独》亦能在寻常人家里发现,一个开着卡车的司机可以带着一身汗襟冲进书店里大声嚷嚷着说我要一本《尤利西斯》,而诗人更是绝对的明星,写诗是一种荣耀,诗人更一种尊贵的身份象征。

可是,在一夜之间,这一切都变了,文学的黄金时代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立马坍塌成了文学的废墟时代,诗歌好像伴随着一批优秀诗人的死亡而一齐陨落在海子的草原和张枣的南山下,诗人们消失的非常非常干脆,好像就从来不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

这个时代迅速的离开的速度就好像在电影《芳华》里迅速解散,人去楼空的文工团。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文学盛况,本身就是一次极为特殊的现象,深奥严肃的文学阅读和复杂的哲学思想本身就不可能作为一种全民的精神活动而出现,它只是因为有了一个极端的历史环境,文革的压抑和大量西方作品的涌入,才有了文学井喷式的爆发,而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时,人们重新燃起对物质的追求,谁不想当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呢?所以,不出几年,它就迅速的衰落了。

芳华:冯小刚的个人精神传记

在冯小刚的《芳华》里,电影中对“伤痕”的抚摸,和历史下的个体青春悲剧是很明显取用了八十年代的文学资源,而《芳华》更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历史缩影,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电影的历史时期经过了三个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但是当毛泽东的巨大画像被黑布盖过后,历史好像直接穿过暗幕,从七十年代跨越到九十年代,对八十年代的历史现象并没有做更多的叙述,八十年代在电影《芳华》里成为了一种“在场的缺席”。但是在历史的反光镜里,我们可以仍然可以窥见一些八十年代的文学盛况烧剩了的余烬,那就是在电影后期九十年代街角的新华书店里,当年的文工团女兵已经成为了一个女作家,与当年的好友一起,穿着光鲜的衣服,谈论着忙于下海经商的陈灿,和已经嫁到加拿大的林丁丁。冯小刚在电影里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处理,让八十年代在《芳华》里形成了一个断裂的历史,但是又隐晦的让八十年代只成为了新时代里书店的一角,当文艺女青年还停留书店,追忆往昔的时候,窗外改革的车轮已经改变了所有人的精神面貌。

 

文工团是严歌苓的个人记忆,也是冯小刚青春历史的一部分,而《芳华》不论电影还是小说,都有着对他们青春和记忆的抒写成分在。

文工团是属于青年的,他们用青春的肉体挥洒汗水,铸就了国家文艺的钢铁长城,但是作为青体原本应该讴歌的个人青春却在七十年代话语中明显的失落了,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政治语言中,青年是一种光辉有力的革命形象,他们必须有一种统一的道德和美学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只有政治可以赋予。

比如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里,号召青年和学生一定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工农群众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将青年放入工农群众中去,其实就是把“青年”这一原本具体和复杂的概念纳入了与工农群众同一个阶级里,成为了一种政治的概念,在早期的新中国,意识形态是区分敌我矛盾的重要手段,而文工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必然是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

芳华:冯小刚的个人精神传记

所以,文工团的舞蹈,歌曲等各种艺术形态,都有着严格的政治美学要求,你如果按照邓丽君的方式去唱歌,那就是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给腐化了。而青年们也应该有一种大公无私的心态,因为我们国家经历过波折的历史,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在这些历史时期,个体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如今的美好生活是无数英雄血泪铸就的,所以青年的抒情,多是出于对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抒情,以及对英雄,军队和新中国的赞美。他们要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国家,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对“青春”的个体抒情,在六七十时代已经被高度的政治化了。于是我们能在《芳华》开头就看到,萧穗子说我们现在流行歌颂平凡中的伟大,以此带入了男主角刘峰的登场。

同时,我们可以在电影《芳华》里看出这种历史性的演变,当文工团里开始传起了邓丽君的歌声时,动摇了他们原本坚定的政治觉悟,而邓丽君的这种个人抒情的歌声,明显与文工团里平时唱响的红歌违和。在以前,这种靡靡之音是不被允许的,而到了现在,一群文工团的士兵围着一起听起来港台的流行音乐,这些文工团的士兵们发现,原来自己不仅可以去给英雄唱歌,给国家唱歌,也可以把歌声献给自己,献给自己喜欢的女孩。

刘峰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邓丽君的歌声给了他莫大的勇气,去向林丁丁的表白。而林丁丁的拒绝的理由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搞笑的,刘峰的表白,动摇了他原本在林丁丁心里的英雄形象,在那个年代,英雄是被高度神话了,这种神话的破灭带给了林丁丁一种恐慌,这种恐慌不是出于对爱情的惧怕,而是一种价值观的崩溃,你从小到大相信的东西,在这一刻被突然动摇,这种打击是非常巨大的。而林丁丁的这种心态,也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一切都要被改变了,中国换了天,那以前的我坚持的东西还有价值吗?但悲剧的是,在两个时代的观念的巨大碰撞下,个体的生命意义就显得毫不重要了。我在这里不得不夸一句,冯小刚导演在这里用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林丁丁这一个典型,表现了巨变时期大多数人的政治心理。

但是政治,并不是电影《芳华》的明显主题,冯小刚做的只是反映现象,而不是去深挖其中的政治内涵,因为冯小刚并不是一个政治诉求很强烈的人,或者说,他的政治观点一直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这种摇摆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质朴的人道主义表达者,在我看来,这是他与大多数“第五代”包括姜文等导演的最大的不同。

冯小刚与姜文都是“第五代”中的异类,姜文是一个具有很高尚的政治理想的人,他有着一种弥撒亚的情结,而冯小刚骨子还是个人精神更重,更贴近生活,他不会想国家会怎么样,民族会怎么样,他不操心这种问题,他更喜欢关注那些实的际问题,比如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利益,有没有发声的渠道,社会有没有公德,我们应该怎么做去关怀那些老兵,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所以即使他有着政治态度,但这种政治态度根本不影响他“以人为本”的艺术表达方式,最后还是会落脚到确切的人道主义立场上。

这也是为什么电影《芳华》会有一种八十年代的让“文学”更“人学”的文学气质,冯小刚在二十一世纪的语境里,也不可以复现八十年代的文学景观,于是严歌苓的小说《芳华》反而成了一部最贴近冯小刚个人精神的一部作品,这让他改编起来,也能在不失去小说精髓的前提下,表达了自己的风格。

严歌苓的小说,也是女性对自身价值的确立,从个体在政治中的陷落,到主动远离历史的旋涡,追求自身的价值,这种感性力量在次第的生长。而在小说《芳华》里,政治的大背景和时代巨变的风云下男女之间青春和错误都是值得讴歌和回味的。

于是,冯小刚电影《芳华》也实现了一次个体的抒情活动,他想通过这种抒情方式,来瓦解七十年代的残酷和九十年代的迷失,想通过刘峰和何小萍的人生,来让人们确信“人性”的价值和光辉。

芳华:冯小刚的个人精神传记

比如在电影的前半部分,冯小刚虽然运用了政治的话语,但是电影的呈现却是去政治化的,那些政治化的东西,被用肉体,爱情,和对荷尔蒙的渴望给淡化了,那些在文工团里的士兵,他们虽然心向着红旗,但是他们毕竟都是一群少男少女,也有着自己的冲动和懵懂。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电影里,高饱和度的色调,和美好的青春肉体,这些舞蹈演员舒展的躯体都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活力,在七十年代的陷落里,如果解放不了思想,那就运用镜头的语言去解放他们的身体。身体,欲望,青春是冯小刚在文革中索回个人记忆的方式,以此创造了一种激情澎湃的生命形式,这是一种“狂欢节”式的表达,通过对“身体”意识感受的突出,而让人们不分彼此的感受到这种强大的澎湃生命能量, 这种能量穿越了政治,历史,和一切形式的压迫,让人们感受了人类自身是作为自由存在的价值,我们也能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看出这种极具穿透力的生命能量,同样是文革时期,王二和陈清扬的自由性爱,通过肉体欲望来颠覆权力的压迫话语,展现人性的生命本色。

但是在电影《芳华》里,反抗并不是冯小刚想要表达的主题,因为冯小刚不会为了反对什么而去强调什么,他只是因为在强调一件事物,而这种事物刚好与另一件压迫它的东西形成了反力。他想要强调的依然是一个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而不是我们要反对什么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毕竟,生命是一个建设的过程,我们做什么事情,才能决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电影中的文工团最后一次演出里,何小萍似乎还没从战争的残酷和文革的历史中走出来,她还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这个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但青春,舞蹈,身体的舒展,人类最本质的生命能量呼唤着何小萍的回归,所以她站起来,走到了草坪上,跳起了记忆中的舞蹈,这个时候,美好肉体与她的残酷经历,也终于达成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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