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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妖”张竞生:当年流氓真君子

“当年流氓真君子,今日君子真流氓。”原本用这句话来捧黑帮大佬杜月笙,并讽刺当下的正人君子们。不过,这句话用来形容文化圈那些人,也很合适。

90年前,他是文化圈很红的人物,然而大概十年后就突然销声匿迹了。直到今天,大多数人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很多人还误以为,他在1932年就服毒自杀了。

他的名字叫张竞生,90年前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因为在大学课堂上第一个讲性学,讲性体验,讲“第三种水”,讲处女膜,还编了一本畅销书《性史》,所以被当作流氓、文妖、大淫虫、卖春博士。

一直到1980年代,在他死后十几年,文化圈才陆续为他平反,说他只是思想远远领先于所处的时代,他的私德完全没问题,他不应该被扣上那些难听的骂名,他是个真君子。

我想到了他,然后用他的离奇人生对照如今的文化圈,什么厦大教授诱奸女学生啦,什么成都理工大学副教授给女学生发裸照啦,什么江苏一大学教授与女学生啪啪啪视频泄露啦,什么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被指长期性侵女学生啦,真的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真流氓。

张竞生

▲张竞生,1888—1970年,广东饶平人

01

张竞生的名声彻底毁于1926年。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已经在北大教了四五年书。

他到北大任教是校长蔡元培邀请的。蔡元培做校长了得,做学问更了得,其本人是近代中国的美学先驱,亲自上阵给学生讲美学史,但讲了十几次课后就因为脚伤停课了,于是他推荐留学法国时有过一面之缘的张竞生代替自己上课。

张竞生恰好处于待业状态,刚从老家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任上离职。

当然,他不是主动离职,是被迫辞职。他留法八年,拿了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原想着可以大展拳脚,报效家乡,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反对他的是观念守旧的地方势力,他们认为张竞生搞男女同校、男女同游是败坏社会风气,还称他为“卖春博士”,搞得他在家乡待不下去了。

“卖春博士”不是张竞生被污名化的第一个外号,也不是最后一个。他学成归国那会儿,取道广州,上书广东省长陈炯明,提倡避孕节育,用现代的话说叫计划生育。结果,被陈炯明大骂“神经病”。

总之,1921年的秋天,被称为“神经病”的“卖春博士”张竞生,还是颇为踌躇满志地北上了。

首批公费留学生上海合影

▲中华民国首批公费留学生(部分)出国前在上海合影,前排右二是张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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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在北大教书教得怎么样呢?

他讲美学,讲“美的人生观”,在这个主导思想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谈,从美的衣食住、美的体育、美的职业,讲到美的科学、美的艺术、美的娱乐等等。尤其是他最擅长的性学,他讲得更起劲。

他堪称中国第一个在课堂上讲性学的老师。他崇尚裸体——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等。他主张“美的性育”,认为“性育本是娱乐的一种”,并在课堂上讲授“交媾的意义”和“神交的作用”,充当了大学生的性启蒙老师。

他把自己推行性教育的目的讲得很清楚:“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会他游泳……故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

不仅做性知识普及,他还更加前卫地传播他的性思想。他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的社会,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举个例子,他的情人制理论大体如下:

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随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

很明显,张竞生把法国那一套浪漫都搬到中国来了。这还得了。北大虽然号称风气自由,但禁忌还是不少的。于是,他的论敌都准备上场了。

站在学生这边,也不是所有学生都买他的账。当时的北大学生程厚之就曾回忆说,北大表面上学术空气高涨,背地里滋生了不少毒草。他特别提到“教授阶层中发生了三件骇人听闻的丑事”,除了经济系教授杨栋林骚扰女学生被学术驱逐外,其他两件都与张竞生有关——

一件是张竞生讲授“美的哲学”,大肆传播他的性学,毒害了很多青年;另一件是生物系教授谭熙鸿与陈淑君的婚事,张竞生参与其中,引起了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

胡适、桑格夫人和张竞生

▲胡适、桑格夫人和张竞生(右),桑格夫人是世界上提倡节育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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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一下张竞生引发的这场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谭熙鸿与陈淑君的婚事。谭熙鸿1922年丧妻(陈纬君)后,次年其妻妹陈淑君因广东战乱北上,二人日久生情,一个姐夫、一个小姨子就结婚了。而陈淑君先前在广东曾与青年沈厚培订立婚约,沈知道消息后北上理论。

插一句,陈纬君、陈淑君都是陈璧君的妹妹。也就是说,谭熙鸿与汪精卫是连襟。陈璧君一直看不上妹夫谭熙鸿,现在又要贴上一个妹妹,心里很不爽。于是,在陈璧君的指点下,沈厚培在《晨报》上公开指责谭、陈二人,陈淑君亦登报澄明事实,指沈歪曲事实,诽谤自己。

这起名门恩怨一公开,八卦、伦理、窥私都有了,所以当时很轰动。张竞生看到了报纸消息,本能地站在陈淑君这一边,于是写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投报,引起了文化圈的大讨论。

这起讨论后来被称为“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张竞生在文中首次推出他的爱情“四项基本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现在看来,张竞生的观点很稀疏平常。但在当时,他的文章一抛出,就跟扔了原子弹一样,在讲究女子守贞、从一而终的社会里,产生了无限的冲击波。几乎没有人赞成他的观点,一边倒地痛骂张竞生,搞得《晨报》编辑孙伏园几度想停掉这场讨论。

于是,张竞生出大名了,以被骂的形式。

04

然后就是1926年,张竞生火得一塌糊涂,名声也被毁得彻彻底底。

这一年的2月,他主编的《性史》(第一集)面世。时任北大教授的林语堂描述了当时社会疯抢的场景:

《性史》出版之初,光华书局两个伙计,专事顾客购买,收钱,找钱,包书,忙个不停。第一、二日,日销千余本,书局铺面不大,挤满了人,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尤多。巡捕用皮带灌水冲散人群,以维交通。

新书传到天津,同样引发“性史潮”。上海、广州等地的报纸,也都报道过当时《性史》热销的情况。这种状况大大出乎张竞生本人的预料,原本就很敏感的题材,加上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剿杀的声音瞬间大了起来。

《性史》的内容源于北大风俗调查会的调查活动,张竞生受英国性学权威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影响,主张在中国搜集性史,作为科研的一手材料。于是,他在报纸上发布征集性史的广告,号召大家把个人与性相关的经历,包括事前认知、事中体验与事后心理活动,以及性取向、性能力等等,用生动的笔触写下来。

征集活动很成功,收到了200多篇投稿。张竞生选取了七篇,并给每篇加了按语,编辑成薄薄的《性史》(第一集)出版。他打算以后再出版第二集、第三集……

张竞生写的征集启事部分内容

▲张竞生写的征集启事部分内容

但他没有机会了。《性史》先是遭到了大部分文化人的痛斥,接着就是各地行政权力的查禁收缴。南开中学不仅处分、斥退阅读此书的学生,还一纸公文告到警察厅,要求查禁包括《性史》在内的五种“淫书”。之后,天津、江苏、广州等地陆续出台相关禁令。

在这种形势下,张竞生被迫刊登启事,《性史》第一集因故不能依期出版加印,买了预约券者可以退款。原已发稿的《性史》第二集也很快撤稿。中国版的《性心理学研究录》由此夭折。

然而,无良书商的机会却来了。

他们嗅到了商机,把传统艳情小说的黄色片段,比如《肉蒲团》的片段改写成第一人称和白话文,重新编辑,打出《性史》(第×集)、《性典》、《性史补》等书名,再安上张竞生的名字,然后就面市赚大钱了。

张竞生登过公开声明,也上法院告过,但基本没有效果。他的名声,在无良书商的裹挟下,毁得更彻底。

书商出了很多托名张竞生的伪作

▲书商出了很多托名张竞生的伪作

05

《性史》到底是怎样一本书,怎么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

我很感兴趣。还好这本书没被彻底销毁,现在仍不难找到。大家不妨也了解一下,看看90年前中国的尺度到底去到了哪里。

书里收了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舸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妻子褚问鹃)《我的性经历》等七篇文章。张竞生在书前写了序,他花了很多文字来解释,这本书不是淫书,是科学与艺术的书。从结果来看,这种解释是不起作用的。

《性史》收录的文章

▲《性史》收录的文章

在每篇文章之后,张竞生都加了按语。他在按语中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

譬如有夫对妻说:“我看今夜你怎样对付我呢!”女子此时不免脸一红,但此时女子应当向其丈夫热热湿湿地亲一深吻,并应说:“恐怕你连战皆败啊!”此时情况何等美丽,周围空气又何等热烈。若女子面一红就走避了,则变成何等寂寞无聊了。故只知羞涩而不敢大胆,与只知大胆而毫无羞涩的女子同样欠缺自然的美感。

现在看来,这有什么啊?很普通的调情技巧嘛,至于上纲上线吗?所以当时一堆人骂张竞生“大淫虫”的时候,周作人是挺他的,说“不觉得这些书的为害甚于洪水猛兽”。

再看里面的文章。其实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些文章提到的都是活生生的史料啊,能让我们很直观地了解民国男女青年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比如有人写她的性启蒙是《聊斋志异》的性描写。这一点,我深有同感,以前看这书就觉得蒲松龄有点不对劲。

张竞生受到最大的质疑,可能来自其中阐述的“第三种水”(女性性高潮时从巴氏腺囊释放出来的体液)理论。他在按语中说,男女最重要和最美的交媾法,就在使女子丢“第三种水”。

他标举“第三种水”,是强调性交中不仅要让男子感到快乐,更要让女子也达到高潮。他还相信,出现“第三种水”时受孕而育的孩子可以更加健康。

他这个理论,在20多年后的1950年代得到了德国妇科专家的论文支撑。但在当时却被骂得狗血淋头。

《性史》第一集封面

▲《性史》第一集封面

06

张竞生被骂得有多惨?新旧文化阵营两边的人马,第一次逮着同一个人骂,你说有多惨?

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骂人都骂得很尖刻,也很有水平。比如,章太炎向来都反对白话文,看到《性史》是用白话文写的,就故意嘲讽说,可惜啊,如果改用古文来写,那就要超越《金瓶梅》了。他还以此奚落提倡白话文的那些人说,恭喜啊,白话文终于出大师了,谁?张竞生啊!白话文终于出世界名著了,哪一部?《性史》啊!

吊诡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也不认同张竞生的《性史》,把它当成糟粕进行批判。胡适说:“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八股文,何处不是中国特征?”

同时代最顶级的教育家张伯苓、蒋梦麟,也都要对张竞生的理论“赶尽杀绝”。可想而知,张竞生有多难,他的存在有多濒危。

鲁迅算是很激进的人,但他对张竞生那一套基本是冷言冷语。他当时跟许广平鱼雁传情,打得火热。许广平故意在信里考验鲁迅,张竞生之流发过情人制之类的伟论,你不妨去体验一下?

鲁迅怎么回的?鲁迅说,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要是写文章,博眼球也许会这样写。但我自己想要的,我会占有她,才不愿意公之于众呢!张竞生那套东西要实现,大约要到25世纪吧。

听听,多巧妙的情话,25世纪的事,我才不管,我现在就要你。鲁迅在对待张竞生的态度上,与许广平达成了一致。

从此,鲁迅和许广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当时,几乎只有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撑张竞生。周作人,是张竞生在北大的同事,名气比张竞生大,名声比张竞生好,是当时文坛的当红辣子鸡。

周作人看了张竞生的文章和著作,很是佩服,专门撰文称赞他的大胆和诗人天分,还就神交法和避孕手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竞生得到周作人的加持,喜不自禁,曾经把周的话大段大段放到自己的书里。

这可以看出,张竞生在当时提倡性学,确实很前卫,也很孤独,所以迫切地需要有名人出来给他站台撑腰。

他太超前了,用鲁迅的话说,他整整领先了同时代人500年。他太孤独了,一想到他孤军奋战,备受嘲讽的样子,我就觉得他的同时代人都欠他一个道歉。

实际上,张竞生的《性史》也好,《美的人生观》也好,爱情定则也好,不仅充满了科学理论的探讨,也彰显了他一贯关于支持女性解放(包括性解放)、支持优生学(强国保种)的观点。但竟然得不到时代的理解,可悲可叹。

《性史》伪作

▲《性史》伪作

07

在《性史》出版的第二年,刚好时局变化,蔡元培离开北大,张竞生也无奈地南下上海了。

虽然顶着骂名,张竞生并没有收敛他的性学研究。他和朋友合开了“美的书店”(所以“美的”这个品牌由来已久),编书,卖书,做杂志。他出版了《第三种水》等书,还首次在上海雇佣了女店员。

总之,尺度越来越大,懂他的人也越来越少。连原来支持他的周作人也看不懂了,说张竞生已经不是原来的张竞生,堕落为“道教的采补家”。

这段时期,张竞生的婚姻出现问题。他的妻子褚问鹃践行了他的“爱情四项基本原则”,加入共产党,投身妇女运动,结果张竞生十分不满,发文章大骂褚问鹃是“可怜无耻的妇人”。周作人看不过眼,批评张竞生“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新文化’”。

《新文化》是张竞生当时创办的杂志,周作人借用进行了一语双关的讽刺。张竞生则进行反击,几乎失去理智,甚至指责周作人娶日本老婆之类的。两人关系破裂。

这件事成了张竞生一生最大的瑕疵。他倡导婚姻自由,却不允许妻子自由;他抱怨别人对他人身攻击,自己却采取了更加恶毒的人身攻击。

晚年的张竞生对这件事进行了忏悔。

在上海大约两年后,精疲力竭的张竞生无力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夹击,最终停刊关店。

鲁迅1930年以反讽的口吻对张竞生这一段的经历进行了速写:

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

08

停刊关店之后,张竞生回了趟法国,译了一些书,境遇不算顺利。1932年,他再度回国,但此后就很少再谈性事了。

他改行搞起了乡村建设,主持修路、办林场,提倡造林种果,开发海利山利,在潮汕饶平老家做得有声有色,只是学术圈再也没了他这号人物,以至于很多人以为他在1932年初服毒自杀了。

文史学者谢泳说,张竞生如果不编《性史》,他就是和梁漱溟齐名的乡建派。

1947年,张竞生渡海访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印度等国,鼓励华侨自助,兴学育才。在曼谷时,当地华侨仰慕张竞生之名都想一睹风采。于是,他作了一次公开演讲,题为《种种改良》。他建议对潮州柑桔的种植加以改良,使其质地超过美国的花旗桔子。

有记者以性学相询,张竞生淡淡地回答:“年纪老了,不愿再谈此事矣。”

那一年,他将近60岁。

张竞生(戴帽者)在金边

▲1947年,张竞生(戴帽者)在金边

其实,他晚年还是对自己被误解成“下流胚”“大淫虫”耿耿于怀,曾经写过文字自我辩白:

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

他又说,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他寄希望于身后能获得清白。

1969年,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蹲牛棚,接受监督改造。

1970年5月4日,他给三儿子写信,谆谆教诲他要晚婚,多求学问,并表示自己要活到100岁。

不料一个半月后,6月18日,他突发脑溢血,悄然而逝,享年82岁。纵使孤独寂寞,纵使离奇坎坷,一切终归落幕。

他极其有个性,自认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州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

台湾学者李敖曾经说过,编《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与写流行歌《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张竞生理应获得这样的致敬。尽管来得有些晚,但总比鲁迅预想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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