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对回民剿抚兼施

光绪五年(1879年),前浙江巡抚杨昌睿应湖南老乡兼老朋友陕甘总督左宗棠之邀,“帮办甘肃新疆事宜”。进入陕甘境内时,见沿途遍植杨柳,生机盎然,他即兴赋诗一首,借吟咏“左公柳”,赞颂左宗棠西征的卓著功勋。

当时左宗棠指挥六七万精锐人马(以刘锦棠统率的老湘军为主力),经过一年多鏖战(1876年夏至1878年初),刚刚从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武装手中夺回了天山南北大部。这位年近古稀且身体欠佳的老帅,还准备抬棺亲自带兵出嘉峪关,与盘踞伊犁地区的沙俄决一雌雄,他的个人声望及人生事业由此达到巅峰。

左宗棠对回民剿抚兼施

收复新疆之役,历来公认是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无论后来史家的“阶级立场”如何,对此均无异议。但左氏西征的前半段,即平定陕甘回民暴动(旧称回乱,后称回民起义),却是左宗棠一生中争议最大之处,百余年来,功过难辨,即使在国内学术界,也一直是个敏感话题。

与太平天国运动欲取清朝而代之的宏大抱负(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能力是另一回事)不同,陕甘回民暴动并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的主要目标还是“求生存”,因汉族地主组织的团练背靠官府,自然在争战中占有一定优势,但这也激发回民武装拼死对抗。

史料记载,明清以来,陕西商帮曾经富甲天下,但经过持续多年的回汉仇杀,以及官军与暴动队伍的拉锯战后,很多富庶地区变成赤地千里,陕西商帮自此一蹶不振。

左宗棠对回民剿抚兼施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一起剿灭太平天国及捻军而名声大振的左宗棠,于同治七年(1868年)秋天受命西征。左宗棠最为人诟病的,一是1871年初围攻金积堡之役获胜后,因担心“暂若从宽,必滋后患”,让部下刘锦棠借故杀害马化龙父子及其部众1800余人,并将堡内一万多老弱妇孺驱至异地安插;二是两年后苦战攻陷肃州(今酒泉)时,又杀害“四大马”之一的马文禄及其1500余义军骨干,并听任官军入城屠杀回民数千人。

左宗棠事后对杀降一事似有悔意,纵观其整个征战生涯,他亦非嗜杀之人,但事实俱在,即使是后人有意“挺左”,也无从袒护。

不过,客观地说,左宗棠处理棘手的汉回民族矛盾时,能落实“剿抚兼施”政策,一手硬一手软,还是胜于在他之前督治陕甘的清朝大吏的。他曾反复说过,“从前汉回仇杀,其曲不尽在回”,“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并严厉斥责陕西汉族士绅“尽杀”回民的煽动之辞。

左宗棠对回民剿抚兼施

后来由回族文人整理的口述资料《陕甘劫余录》中,有受访回民亲口说“左宫保的章程,一劈两半”。大意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时,对待回汉百姓,能够一碗水端平,用现代标准衡量,他的政策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而从当年国家的大局来看,得到沙俄及英国势力支持的阿古柏势力已侵入新疆多时,西北危殆,假如陕甘乱局持续,大军无法出关,又怎能驱逐虎狼之敌、收复大片失地呢?所以,评价历史人物,账不要算得太细,搞得太繁琐,有些事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其言外之意,大概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