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李卫上了一道折子,和皇帝念叨直隶地区种稻米的事儿。

本来依照着气候条件,直隶地区并不适合种稻,但自打康熙爷在位的时候,就有扶持种稻的想法,地方官也有雷厉风行的,就把试验田操办起来。

皇帝的试验田

李卫的折子称,每年秋收都要动用十几万两银子向老百姓收购稻米,确保地里打上来多少官府就收多少,用李卫的话说是“使其米有去路,争相营治”,把稻米换成沉甸甸的银子,稳住老百姓的心,鼓舞他们明年接着种。

前面这些话按照国家政策衡量都是光荣正确的,李卫讲这些是在表白自己跟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但他真正要表达的却在后面——“其价较之南方转运原不能省”。意思是,政府出于鼓励种稻之意向农民提供巨额补贴,从成本上算账,不比从南方转运稻米到北京便宜,毕竟南方水稻产量高,即使算上运输损耗也划算。若是恰逢北方天公不作美“先旱后涝,收成较薄”,政府的巨额补贴投入更是严重亏本,老百姓忙乎半天一腔心血打了水漂,也容易心灰意冷不乐意继续种。

本来在直隶地区,老百姓首选的农作物多为麦子、高粱、粟米,水稻并不受人待见。但康熙帝希望推广种稻,以减轻南粮北运带来的漕运压力。不可否认,在水利建设的推动下,康熙和雍正年间本地的水稻种植确实有了跨越式发展。

皇帝的试验田

农夫版雍正

拿霸州来说,雍正年间有稻田,由工部侍郎王钧出资办理,共计50多顷。每年收上来的稻米,种地的百姓分走6成,官府分4成。官府还从4成里分出一部分换成银子,用于接济弱势群体和学校经费。这时候老百姓拿到的实惠多,都挺乐意种稻。

但是到了乾隆在位的时候,特别是1737和1738年,当地频遭水灾,老百姓开始纷纷放弃,并呼吁“听民随便耕作”。当时的直隶总督高斌闻讯亲自去调查,发现水灾对田地的破坏并不大。为了揭开拒绝种稻的真实原因,高总督深入群众走访,发现根本原因是“北人不习种稻”,加上直接原因——官府最初提供的帮扶款白银1400两需要偿还,让大家彻底失去了种稻的动力。

皇帝的试验田

高斌如实汇报,并把话题绕到了种麦子上,说这块地面积不小,不种稻的话也不能浪费,“可播种二麦,以冀有秋”。高总督的真实想法是,不想逆着老百姓的性子来,既然人家不乐意种稻,那就爱种啥种啥去。在向乾隆皇帝汇报之前,高总督已经责令霸州的行政一把手朱鸿绪去现场考察,弄清楚那片地到底适合种啥。朱大人很快回报说,南面高地20多顷可以种二麦和杂粮,中间的20来顷适合种稻,北面地势低洼,10来顷只能栽植芦苇。

皇帝的试验田

有了实打实的调查数据作支撑,高总督有了底气,他向乾隆皇帝提出建议,说“应请因地制宜,分别经理”——根据田地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合种什么,不要一锅端,并为老百姓申请需要的耕牛、种子,希望“酌量借给”,三年之内陆续偿还。对于过去拨给老百姓的1000多两银子的帮扶款,高斌建议,既然是帮扶,就好钢用在刀刃上,别天天惦记着从人家手指缝里再抠回来,老百姓种地不容易,等以后丰收了有了钱粮再说吧。

按说皇帝坚持推行水稻种植,是出于粮食安全的战略性考量,是放眼大局。可老百姓偶尔受政策激励一窝蜂去种稻,又时常因利益受损表现出不情不愿乃至消极抵抗,反反复复之间把推广种稻做成了一锅难以下咽的夹生饭。

皇帝的试验田

至于夹在旨意和民意中间的官员,不少圆通事故者自然会习惯性地选择将旨意转贴,而李卫和高斌则选择了后者。当然,他们明白轻飘的乌纱要想撼动或者感动坚实的玉玺,除了心怀百姓,除了慷慨陈词,还需要扎扎实实的调查数据做依托。于是,这俩父母官儿不得不像任何时代里都苦逼苦逼的爹娘一样把心操碎,前赴后继地将问题摸了个透,再言语婉转地向皇帝反应,最终将延续了几十年的水稻试验田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