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名受,后世人称殷纣王(商纣王)。为帝乙少子,以母为正后,辛为嗣。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于公元前1075年即位,公元前1046去世,在位30年,后世评价褒贬不一。

商纣王:历史是被胜利者书写的!

牧野之战的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在后代史书上却被搞得模糊不清。《尚书》中说这次战役的牺牲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我们看到的是战死者的血流成河,敌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商人拼死扞卫政权,周人则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之。

周武王为了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商纣王:历史是被胜利者书写的!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编者以为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不算严重,也完全没有后人形容纣王时的荒淫残暴。用现代价值观判断,甚至富于进步意义。如"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这里的"小人"是出身贫贱的下层人。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用人唯亲的血统论,用现代眼光来看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纣王的敌人——周武王都不原谅他。

商纣王:历史是被胜利者书写的!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人才取代腐朽的权贵,必然导致亲贵和旧臣集团的极力反对。部分贵族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出走,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的亲贵家族利益,加上其他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致有人为此而死。这也是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就是一位巾帼杰出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尊重女性的客观状况。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人心惶恐,各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女人妲己合计军国大事了,毕竟自己女人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共同自焚于鹿台。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上看,到了纣王的父亲(帝乙)和纣王(辛)时期,祭祀祖先的典礼系统比起前代商王,倒是显得更加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还算是有点儿分量。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他们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有些商代遗址中还曾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呢!

但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商朝人崇尚音乐,边喝边唱,是很流行的。史学家分析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影响的。可是放眼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都是布什影响的? 

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

成王败寇,于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锦上添花似的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

我们追溯所谓历史的轨迹,看看脏水是怎么一点点泼到纣王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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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

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形态。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得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 

至于纣王最着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得非常了不起:"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只是想证明自己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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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王亡国的主要原因简单归结于为纣王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韩非子的肤浅与片面。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很吸引人,于是后人视纣王淫荡。

汉朝的刘向也不甘寂寞,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嘉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掉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

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同时他可能觉得炮烙还不过瘾,又"亲自"为纣王和妲己设计了一个热铜斗,让商王朝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可是有常识的人都会在想到,千丈是一个什么概念?汉朝的丈的单位和古代丈的单位差不多,都是三尺一米,三尺一丈,也就是一丈差不多是3米,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造出千丈鹿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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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正史所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殷商末年,它有两个主要的敌手:西部的周方国及东部的夷人部族(甲骨文里被称作人方)。

由于周方国在西部行征伐之权,国势迅速强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不过文王曾与纣王在山西黎城恶一场,被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文王的统一大业将就此完结,而文王被俘、囚于羑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姬昌很可能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 

自此,武王姬发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而纣王则变生肘腋、两面受敌。击败周军以后,纣王略作休整,便兵发东夷,无暇西顾,使周方国得以重整旗鼓。

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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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人尽管善弓,但商军的箭镞以青铜打造,精巧而锋利,其射程远、杀伤力大,而且商军作战部队中甚至出现了"象队",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象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人的胸膛然后把尸体抛向空中,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被纣王指挥的商军一阵冲杀,层层包围,东夷人的部队大部分做了俘虏?

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

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其实,从武王对纣王的处置来看,他也绝不是什么仁德之君。

周武王攻下鹿台,用大钺砍下商纣王烧煳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上,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纣王的两个妃子:有苏氏(即苏妲己)和有莘氏。其中的有莘氏,据说还是周武王送给殷纣王的"贡品"。伍子胥对楚王掘墓鞭尸,还遭到后人的非议,为什么武王如此对待已死的纣王与妲己等人,却没人说他残暴。这就是历史是后人撰写的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