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蒋介石步出南京总统府。

本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徐向科 发自上海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少写,不写中共。”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顶了回去。

民国史坚持了下来。

(图: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并在总统府悬挂太阳旗)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反应强烈”,因为“修史”这个工作从来不修“当代”只修“前朝”,一般来说,“修史”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国务院”。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海外档案解密,修撰变慢

在台湾开始修史时,大陆的民国史修撰反而步伐变慢。

“主要是很多资料都开放了。”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负责1937-1945年这段时间的内容。

吴景平说,1995年一明确任务,他就出国搜集资料去了。

吴景平去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核心档案文献都被带到海外去了。”吴景平说,不看就无法进行叙述,这时台湾也开始解禁《蒋介石日记》等等一批档案。他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但这样,他还是觉得准备不够不敢交稿,社科院开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蒋介石日记,台湾开始只开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开放。”吴景平说,很多参与编撰的学者,都有跟他一样的感受,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海外档案不断解密,使他们感觉“如获至宝”。

“比如《蒋介石日记》2006年才开放,而且只是开放了一部分。”吴景平说,在《中华民国史》中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回忆,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金以林说,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大陆学者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时,大陆学术环境的变化,让历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说,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取消党史系,其机构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随着思想方面的放开,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保留了时代烙印

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华书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套《中华民国史》集结出版。

汪朝光说,这套书是汇聚了三代人的努力。这套书最早是由国家下达的任务,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组织并承担科研任务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后期的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由于编撰过程长达30年,作者队伍也有不小的变化,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文革”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

这套书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

金以林说,这是因为一些前辈作者已去世了,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

“不可否认这套书有些方面带着时代的烙印。”吴景平说,各卷之间存在差别。最先出版的几卷,主要利用报刊资料,而且是共产党这边的资料,档案资料很少。当然,那时很多档案也是不开放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放。不过,这些痕迹,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

颠覆性观点并不颠覆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

比如书中承认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在这本书中,他们对地方势力在抗日上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平时大家提起地方势力,想起的都是割据啊,军阀啊。”吴景平说,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地方势力在抵御外敌时,大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

而对一直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描绘成“刽子手”的“军统”,学者们在他们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金以林说,实际上,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观点,而是它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

民间之所以觉得书中颠覆性观点颇多,那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

金以林举例,比如说“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工作就是打击中共和社会进步力量。但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学术普及工作。

全套民国史台湾遇冷

缺憾并不是没有。

编写者们最遗憾的就是,这套书只涉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民主这些主流问题,而对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没有涉及。但更让编写者们失落的是,相比其1981年的第一卷出版时台湾的激烈反应,这一次全套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并不买账。

2011年,《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顺利出版,金以林接到了台湾记者的电话。记者在电话中开口质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金以林只好三番五次地解释说,这是民间修史,并不是官方行为。

实际上,这套书在台湾公众反应平淡,学界连一篇讨论文章也看不到。在大陆学者看来,这并不是台湾学者不关注这套书的出版。

“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说,这句话最后是谁加上去的,怎么通过讨论的,他们并不清楚。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在他看来,台湾学者不愿意参加讨论,正是因为这句话的原因。因为一旦要进行讨论,就意味着承认这套书,因此,台湾学者即使读过,也不愿意著文讨论。

“最后一句留了这么一个尾巴,毕竟太官方了。”

 

对话吴景平:“一本书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当时是怎么接受修民国史这个任务的?

吴景平:1995年时,社科院找到了我。这套书编撰了很长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编撰,但编撰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到了抗战史这块,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北方大学中研究这块的也不多,于是考虑南大和复旦。

国民党政权的20、30年代以及抗战时期,是我的强项,也是复旦的强项。于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负责1937-1941年这段。

时代周报:你写这段历史用了多久?

吴景平:13年,1995年找到我的,到2007年下半年社科院催我交稿,不敢交,又拖了大半年。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民国史因为涉及到国共关系,尤其是你这段,如果遇到敏感性的问题你们怎么写?

吴景平:其实史实是从来没有争议的,现在一般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们书写历史需要审查吗?

吴景平:要的。具体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估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宣部吧。

时代周报:你的书稿经过审查后,有没有被删改?

吴景平:审了以后,只划去一句话“为何国民党会转向抗日,—国民党之所以转变,非常不容易,对国内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人民的抗日民心有明察,对国民党内的悲观主义也克服了。”

我写这句话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党内的失败主义越来越严重,鸦片战争完败,北伐革命,绕过日本。9.18事件,日本向国内扩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抗日是自取灭亡,这其实是一大转变,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

时代周报:读者很关心该书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历史人物的评价。那么,你能否谈一下该书如何看待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对于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争议也比较多。那么,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吴景平: 《蒋介石日记》从2006年开始陆续开放,抗日这么重大的决策,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皖南事变,我们就写,蒋对共产党不能在统一的军令、政令下行动,表示恼火,认为他们是破坏抗战统一。而这时候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共产党,对国民党不能从民族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有所保留。共产党的决定不能等国民党的决策,只能独立自主,因地制宜地进行抗战。如果靠统一命令抗战,不可能取胜。这样的冲突没有冲破底线。国民党如何看待八路军、新四军的问题,要顾及苏联、美国的态度、汪伪政权的态度。蒋的日记提到要密切关注日本,蒋的战略是拖延。

下一步研究以“志”为主

时代周报:在这本书中,是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权来写的吗?

吴景平:国民党当时就是合法政权、中央政权。共产党当时并不能支撑政局。无论是外交还是以军事直接对抗侵略,都是国民党,这就是一个执政党在做。共产党当时不可能和中央相提并论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个《中华民国史》是官史还是民间学术行为?

吴景平: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官方行为。因为这个项目是拿国家的钱,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

时代周报:这部书的欠缺在哪里?

吴景平:这部书里面的历史涉及政治最多、军事其次,外交更后。而财政、经济、思想文化相对弱,甚至有些都没有提到,这可能跟学者的研究领域有关。其实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抗争开始,如何援助,援助多少,必然有涉及。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也为战后国民党经济问题的崩溃留下伏笔。抗战时段比较全面。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南方抗日武装都有体现。汪伪政权叙述比较多,华北、华南的临时政权、新疆、西藏方面比较缺乏。民族志可不可以考虑进去?外交主要涉及大国关系,而且主要是大事。

我们后来研讨会也说了,纪、传、表、志,每个部分都不能少。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十六卷,相当于本纪。《人物传》相当于列传,《大事记》相当于表。现在缺一个志。下一步民国史研究,以“志”为主。可以出上百本的专门志。

时代周报:台湾对这套书的评论怎样?

吴景平:两岸都非常关注这套书的出版。据我所知,有关方面都已拿到这套书。希望这套书能对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一本书就能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套书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海峡两岸对这一段共同的历史逐渐达成更多的共识。

吴景平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