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载沣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附加在铁路上的地方“租股”捐税将随着“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推行而停止,其最大的受益者本是川省的广大农民,但这项减轻民众负担的善政,何以会掀起滔天波澜并令王朝为之覆没呢?他们为什么不支持朝廷?

本文摘自《辛亥残梦》 作者:金满楼(作者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看历史》(原名《先锋国家历史》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作者:何书彬),说福建光复消息传到上杭时,本地士绅及立宪党人当晚即宣布“光复”,县衙外竖起“恭祝中华民国独立”的八字大旗,沿街店铺也都挂上了书有“新汉万年”的四字白旗,并放了一阵鞭炮以示庆祝。不久,福建都督府的文告到县,上杭旧知县龚时富“仍旧供职”。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常熟时,几个热心的地方绅士互相商议,想要和平革命,于是他们找到常熟知县翁有成,翁称自己身为地方官,决不能说赞成革命,但地方人士要怎样办,他也不好独持己见。等到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告独立,常熟即召开光复会议,会后,绅士们忙了一个通宵以起草布告、电文等,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购买白布做白旗。第二天一大早,六个城门均挂出布告,官署商店民宅等也一律挂出白旗,以示光复,当天街上照常开市,共和的第一天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宣统登基后,某日本情报人员在报告中说:“如果向一个愚昧无知的人问及国家大事,他会说:‘要改朝换代了’”;王朝的末日,就连街上的贩夫走卒、酒肆中的闲人茶客也常私下议论:“大明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如今也二百多年,难道还不亡么?”毋庸赘言,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覆亡,但在“清朝即将亡朝”的民间共识下,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走得却是最为的平静。

“气数已尽”是某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心理,最不可解的是,越是底层社会,类似于“宣统不过两年半”的谶语就越容易被传播。随着这种诅咒性说法的扩散,当局的合法性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流失,整个社会都会出现一种莫名的求变躁动,而那些传统的“皇权、官权、绅权”,其威信也就在草民们的心目中一降再降,一旦这一天真的来临,王朝瞬间崩塌如摧枯拉朽,真是如同一种“无声无色、如土如尘”的境界。

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载沣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附加在铁路上的地方“租股”捐税将随着“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推行而停止,其最大的受益者本是川省的广大农民,但这项减轻民众负担的善政,何以会掀起滔天波澜并令王朝为之覆没呢?他们为什么不支持朝廷?

马克思对此早已作出了回答,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693页)。出身显贵高居朝堂而从未到民间体察过民情的载沣怎么会知道,那些身处底层的农民们其实一直被地方官府、士绅甚至会党(也可以说是黑社会)所代表着,你说他们麻木也好,无能也罢,他们的声音永远只能在穷街陋巷、荒野阡陌中存在,那些因穷困、因屈辱、因磨难而发生的呼喊,那些面壁而泣的幽幽哭声,又有多少能够上达天听,就算慈禧太后再日理万机,又能拯救几个“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悲苦人生呢?

近代中国在沉睡,而昏睡得最香最甜的正是广大的民众们。古代社会,人分五等,帝、士、农、工、商,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但实际上也就前两者有责任,后三者既无责任感可言,也无发挥其责任的渠道。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将中国隐喻为“睡狮”,在他看来,这头“睡狮”是一架人工铸就、极其精巧的机器,“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但可惜的是,“其机废置已久,既就腐蚀,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机,则此佛籣金仙者长睡不醒矣”。

要想让“中国”这台老机器焕发新生,梁启超给出的答案是:“国民”。同年秋,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正式揭橥“国民”一语,他认为,当前世界之竞争非昔日之“国家竞争”而在于万众一心、全民总动员的“国民竞争”,但中国的现状却是“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事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此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获可固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可以堪之,其将何以堪之?!”

梁启超开出的药方,是将中国人由单纯“义务”性质的“臣民”转化为对国家民族命运负起责任的“国民”。梁启超给“国民”下了一个定义:“国民者,以国为人民之公产之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902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以其生花之妙笔振奋国民精神,梁文虽不能说遍及国内的每个角落,但至少在中下层士绅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颇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