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通过进一步对比“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社会动员程度差异和其原因,杨奎松进一步提出,在民主、宪政和共和革命的意义上,辛亥革命是一场“早产”的革命,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11日第A10版,作者:陈万如,原题:《“辛亥革命是一场早产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爆发的第一场革命。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在何种意义上是成功的,在什么意义上归于失败?上周六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做客岭南大讲坛,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和听众探讨了上述话题。

“并没有真正的公车上书运动”

讲座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杨奎松首先阐释了生产力对社会运动的巨大影响。

“马克思认为在1848年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极限了,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更大的生产力蓬勃出现,一个是机械的发展,一个是电报、电话以及电灯的出现,直接带动了信息的传播,变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的条件。”他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为例,阐释自己的看法。

杨奎松指出,中日《马关条约》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没有引起国人的关注。康有为、梁启超在举人中发动上书运动,但绝大多数人没有签名,最终上书也没有送到朝廷中去,“并没有真正的公车上书运动”。而五四运动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民众通过电报了解到会议的情况,又通过电报将意见传给外交代表,最终成功促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认为,1894年时没有良好的现代化信息传递工具,1919年有了电话和电报,是两次运动出现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还没有民主的基础”

通过进一步对比“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社会动员程度差异和其原因,杨奎松进一步提出,在民主、宪政和共和革命的意义上,辛亥革命是一场“早产”的革命,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

杨奎松分析道,五四运动的广泛参与,得益于下列因素:新式学生群体形成;城市化的加速带动社会舆论的产生,推动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国家的认同;电报的出现等生产力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促使信息的传播,使民众意识到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这些条件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尚不成熟,民众在1920年时才真正参与运动之中。而辛亥革命后,整个社会新的统治阶层还是旧式的派别和群体,大批新的精英和新的学生群体尚未出现。

“从共和革命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是早产的”,杨奎松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一方面是因为1905年“废科举”切断了知识精英和皇权的利益链条,使皇权失去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满汉矛盾。“辛亥革命当时还没有民主的基础,也没有民主的意识和宣传。”这是杨奎松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基本观点。

对“辛亥革命性质温和”的观点,杨奎松持不同看法:“满清政府过度虚弱,之所以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清政府没有条件作出这样的抵抗。”

妙论:“社会历史的演进应该是渐进的过程”

杨奎松特别强调,社会历史的演进应该是渐进的过程。但孙中山和其他中国精英,寄希望于“一场革命解决所有问题”,看到西方民主道路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问题后,转而希望寻找更好的学习榜样,没有考虑到社会的生产力、文化、意识发展的实际情况。

“中国五四运动没有完成思想启蒙过程,本应宣传民主、宪政的运动很快转入社会主义宣传热潮,”在杨奎松看来,五四运动的变质又是中国人希望找到一条捷径的表现。

“绿地有接近直角的一条路,很多人会抄近路,按照直线从两个半腰插过来,在绿地上踩出一条黄土路,草都死了,”讲座结束时,杨奎松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以此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我们的革命当年也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老想走捷径,看到一个新的就想学,旧的就不要了,造成的后果是规矩没有学成,新的草地也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