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城市建设(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家讲坛》(蓝版)2011年第2期,作者:雪珥,原题:《面子工程一蒙一瞎:清末官场的“前卫”改革》

粉墨登场是大清国官员们最为拿手的绝活,他们往往将自己作为舞台的主角,全力打造“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养成了浮夸、疲怠的工作作风。

如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有相当的建树。年仅22岁的大清国军队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从欧洲回国时,经过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当然,也有愤青们对此不以为然。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徐世昌到东北后,干的无非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王照的评价虽然有些偏颇,却也描摹出大清国改革的一幅画卷。时人有记载道:“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成了道具和工具,他们莫不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锣鼓喧天,色彩烂漫。

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启动时,清政府将改革的刀子对准官员队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监察官员(御史)甚至具体选定了繁琐的官场礼仪作为下刀的对象。改革的成果似乎是显著的:以往扛着“肃静”、“回避”导牌、挎着腰刀的衙役们,换成了装束精神、扛着洋枪的警察,军乐则取代了敲锣。官员们在日理万机之暇,也还能心系群众,设立了“接待日”(即告期)。当然,接待日之外,恕不接待,违反此规定非要领导接待的,就是恶性上访,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不仅接见群众要定日子,接见下属也同样要有“衙期”。至于告期、衙期之外,领导干部们都在忙些什么,那自然是大清国的国家机密,与平头百姓没啥关系。

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来之时,衙役们却忙于包装,以凸显领导干部的威严,“于是百姓视州县为神圣,属官视长官如帝大”,而升堂问案的实际时间就更少了。在国家机关持久的自我雄起的包装下,贵州苗人甚至将所有的官员一律尊称为“皇帝”,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称为“京中老皇帝”。没有史料表明,被称为“皇帝”的大小领导干部们是泰然受之还是惴惴不安,但遍布史籍的是,地方官的确如同小皇帝,恨不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建个天安门、金銮殿。

追求“更大、更牛、更雷”的官场排场,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无所周知,利弊无以上达”。御史吴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国民担当起国家的重任,而这就必须“先使国民有爱国亲上之热诚”,只有将那些陋习“革除尽净”,才能使民情上达,改革才能有效。

当时,早已经走向世界的大清国,对西方的情势并不是一无所知。几乎每一个出访西方的代表团,都会注意到在西方国家,总统与民众是平等的。大清国那些饱读诗书的使者,都会因此联想到书本中所描绘的,上古淳朴社会中天子“下车泣罪”、“止辇受言”的古老故事。

戒除官气,不仅是监察官员们的呼声,也是那些掌握实权的改革派官员们的呼声,比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古之言治者,曰亲民,曰忘势”,其实,忘却自己的威势,正是亲民的基础,但要“忘势”,仅仅依靠官员们的自觉显然是不够的。

大清官场的习气早已扩散到全社会,即使企业也要学官场,将架势撑起来。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官办企业,衙门作风甚至比官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布局的各工厂检查工作,厂里都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欢送,各级经理人员也如同官员一样,捧着手本,依序站班、等候接见。即使民营企业家们,也无不以捐个官阶为荣,以便在名片上印上“相当于处级(或局级)”之类的官衔。

在各级官员们扯着改革的大旗使劲儿为自己包装造势的同时,大清国的官场主流并没有任何改变。“光荣”的送礼传统不仅在改革中被保持下来,而且得到了发扬光大: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送给领导夫人的“妆敬”、送给领导孩子的“文敬”,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与时俱进,从土货升级到西洋的奢侈品,从银子升级到美元英镑。

这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当属盛宣怀。1908年,这位在官商两道都极有能量的大腕儿,积极谋划在辖下的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留出一定的股份,作为“内府公股”,送给皇室。给皇家送干股,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观念下,十之八九要被斥为居心叵测。而如今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新时代,就看谁的思想更为解放、步子更为大胆,所以臣子自然要体谅当权者的苦衷而主动投怀送抱。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远远比政治体制改革历史悠久、成效显著,其中相当闪光的就是股份制改造,国有与私有的政策不断左右摇摆,而每一次摇摆,都是股份的整合与重组。权力资本在其中“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886年,盛宣怀刚刚接管轮船招商局时,户部在拒绝李鸿章提出的为轮船招商局的漕运加价的请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的好处,上不在国下不在商,而全在这些中饱私囊的官绅身上。

在庞大的官僚体制过滤下,大清国的改革被不断地异化变形,“清理财政而漏危愈大,编练新军而哗兵愈众,改轻刑律而断狱愈多,事事有尽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人们甚至开始怀念起改革之前的“旧社会”来。至于那演技已经炉火纯青的干部队伍,虽然被贵州苗人尊称为“皇帝”,但苗人私下里却将其称为“蒙”,无独有偶,粤西的瑶人则称官府为“瞎”。一“蒙”一“瞎”,似乎倒也形容得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