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资料图)

阎步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是一个更为行政化的社会,有效整合社会的主干机制是官僚组织、国家法律和官吏队伍。

阎步克同时认为帝制中国基层社会的行政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官僚机构可以通过衙役等承担行政事务的人员对农村实行控制,衙役等构成了官僚政府大树的“根须”。因此,仅仅从品官数量来推断政府控制力不够,进而推断“基层自治”的看法是很片面的。

上层官僚如何实现对下层的整合?阎步克认为首先统治集团在相当程度上向社会开放,官吏不断吐故纳新,底层的态度与意愿也得以带入上层,就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整合机制。而忠孝一体的孔子学说塑造了一代一代的君主与民众心态,降低或减少了统治者可能的暴虐,增加了民众的亲和与服从,认可了国家干预私人生活的合理性,成为整合社会的观念基础。

对话嘉宾:阎步克,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著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等,译著《官僚制》和《帝国的政治体系》。

对话主持:周东旭

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

凤凰网: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特点是什么?

阎步克:帝制两千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这是一个更为行政化的社会──这是与其他各个传统社会比较而言的。当然也可以使用当下的流行语,叫“官本位社会”。不过“官本位”有负面贬义,而“行政化社会”的概念比较地中性化,不涉及“积极”、“消极”或“进步”、“落后”之类的价值判断。

近代西方人来到中国时,他们的最大观感,就是这个国度是由皇帝与一群官吏来统治的;这里缺乏独立强大的“中间阶级”。乾隆时来华的马嘎尔尼使团职员巴罗看到:“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它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中世纪的法国,贵族如公爵、伯爵们的领地未必比国王的领地小,甚至可能更大。领主们在领地拥有重大权力,如铸钱、司法、收税和征兵。“贵族”这种力量,是抗衡君主集权的一种分力。如培根所说:“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底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又如欧洲的教会组织,也是一支分力。

中国皇帝的集权行政统治,被称为“专制主义”,这令人联想到恐怖、暴政与缺乏自由等等景象。但如果不是与近代民主制相比,而是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那么问题不宜被简单化。大型的君主专制政权,通常都存在着发达的官僚组织;而大型官僚组织的演生,一般以较大程度的社会分化和“自由流动资源”(这是艾森斯塔得的概念)的普遍出现为条件。这往往是一个经济、文化已颇发达,因而更分化、更富流动性的社会,在其之中,民众得以超越了凝固的传统秩序,而拥有了在较具原生性的社会组织中不曾有过的较多自由,其生活也因而更为丰富多彩,尽管集权官僚体制在努力把民众生活纳入行政控制。汉帝国就是如此。我们很难说,汉代农民比周代的井田农民更不自由,或比欧洲贵族领地上的农奴更不自由,有更多的“恐惧”。

要先有“自由”滋生出来,然后才能谈压制。帝制中国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富于活力的社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组织与活动,如诗文社、私学、教团、商团、慈善事业,及传统的宗族及帮会等;一方面统治者力图把它们纳入监管、加以驯化,或令其处于“无害”的状态。两方面的综合,才是观察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较好视角。像民办书院的官方化,佛道二教的官方化,政府意志对乡约村规的渗透等等,都是极有意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