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生活》周刊的维持与发展,全部依仗发行、广告及出版书籍等收入。这与邹韬奋所秉承的“报格”有关,即“绝对不容侵犯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因而,要凭独立自由之精神办报,首先必须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不为来路不明大资本大股东所节制。

邹韬奋(1895-1944,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23期,作者:周海滨,原题:《“吾党的光荣”邹韬奋》

“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

说这句话的愉快的人,是邹韬奋。

他是著名新闻记者、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他主编的《生活》、《大众生活》、《全民抗战》周刊以及《生活日报》等曾风行海内外,其中《生活》周刊创下了单期近20万份的发行量。时至今日,这一发行量也不可小觑。

更重要的是邹韬奋不是以“低级趣味”来吸引读者,在出版经营上以内容制胜,以时事和民众利益为取向,在稿件取舍上提倡“有益”、“有趣”。正是在“有趣味、有价值”口号的引领和办刊精神的主导下,《生活》周刊高歌猛进。

1944年,49岁的邹韬奋病逝。生前他并未入党,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吾党的光荣”,因为他“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直至最后一息”。

常跑“审查委员会”

邹韬奋以记者之名行世,却以社会名流身份显耀于当时。

1938年2月9日,他第一次到重庆,重庆报界在第一模范市场永年春餐馆欢宴邹韬奋。10日中午12时,应剧作家曹禺、宋之的、陈白尘之邀,邹韬奋与叶圣陶来到鸡街口生生食堂举行欢宴座谈会。下午4时,邹韬奋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发表演讲,听众达2000多人,盛况空前。

邹韬奋的名气来自于他创办的“六刊一报”和生活书店,而名声大噪则在“七君子案”。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国民罪”先后将邹韬奋、沈钧儒等七人逮捕。据传蒋介石曾邀他“当面一谈”,被邹韬奋拒绝。三年后,邹韬奋在重庆获知,蒋介石欲收他做“文胆”陈布雷第二。

1938年底,邹韬奋再次赴渝,此行的目的是将下设图书、刊物和报纸等业务的生活书店由武汉迁到重庆。

在重庆,邹韬奋最常拜访的衙门是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生活书店“审查”严格,唯恐“异端”言论流毒坊间。

虽然屡次拜访通融,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没有手下留情。到1941年2月,除了重庆分店之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当局封闭,所有职工被逮捕或遣散。

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之前,邹韬奋自摘国民参政员乌纱帽,黯然南下香港。

国务院原副总理、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对父亲南下后的境况历历在目:“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把56个生活书店都封闭了。他(邹韬奋)在重庆没法待下去,就从重庆跑到香港去了。”

邹韬奋一走,夫人沈粹缜的安全受到威胁。邹家华回忆说:“我们感到住不下去了,就决定走。当时是1941年,我15岁,弟妹都还小。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利用跑警报的机会逃走。因为特务也要躲警报。我们只带了两个箱子,从重庆过江到南岸,乘一家汽车公司的车子到贵阳。从贵阳又到桂林。后来就靠步行了。有一位生活书店的同志陪我们,还雇了一乘轿子,孩子们走不动的时候坐坐。经过玉林走到湛江,然后从雷州半岛坐船到了香港。当时是逃难,我们坐在货船的最下层,上面都是运往香港的鸡、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