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本文摘自《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界》,作者:宋鸿兵,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