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

本文摘自《武则天女皇之路》,作者:萧让,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据说,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称“女中班、马”。我心里阴暗地揣测这大概也是高宗某种隐秘情怀的流露,笑。登基后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达数十年,以及对亲征高丽的非理性热情,似都与此不无关联,颇让人怀疑是否高宗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外在表现。乱伦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对父权的挑战,几种奇异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自有一种邪魅的吸引,何况武媚本身也是位才貌双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

如果没有那张“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诏书,普天下没有人知道,原来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身前就已经发生感情。“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常得在太宗身边侍从应是确有其事,说妃嫔来往他连看也不看就可以当笑话听了。不过从这些话推测,一般认为贞观二十年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与武媚同在太宗身边侍疾,两人由此开始接触的。那一年,李治19岁,武媚23岁。

当时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极为显赫,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长公主以其美貌推荐给太宗,太宗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但王氏似乎并不得宠,一直未曾生育。(对于父亲意志的潜意识背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体现?笑。)得宠的是另一位萧良娣,即后来的萧淑妃。萧氏出身齐梁皇族后裔兰陵萧氏,也是士族高门。贞观末年正是萧良娣宠幸最盛之时,一子二女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偷情的刺激。在曾经精明一世而今却孱弱无力的父皇身边,与他的嫔妾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吧。用“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来形容李治的心态,是最恰当不过了。

至于武媚,大多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老子那里寻不到出路,才转到儿子身上寻找机会。考虑到武媚是相当理性的女子,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个人以为其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成分。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会大起知己之感吧!何况从晋阳公主对李治的依恋来看,他应该不是个讨女人厌的男人。“我爱你的人,也爱(更爱?)你的权。”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呢。爱情本来便不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点杂质,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段叫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恋情,就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他们还是处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因为李治胆子很小;也有人认为他们早已突破了那个尺度,因为武媚胆子很大。我个人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的确有点什么的,抛开李治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不谈,他在这件事上胆子从来就没小过。何况诏书上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实在是很惹人遐思^_^这样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去世,武媚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得被送出宫削发为尼。

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有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陵,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26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唐代妇女素好假髻,头发的长短不会成为武氏入宫的障碍。而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因此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武氏曾入感业寺为尼一事载于两唐书、通鉴、《唐会要》等诸多史籍之中,自唐至今少有人怀疑,要凭借几条并不充分甚至理解错误的证据,推翻自古以来的定论,未免过于轻率了。

李治性格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且他本以仁孝出名,很难想象他刚一登位便有胆量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私下见面暗中关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_^

武媚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拜佛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份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

但对于武媚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红颜易老春易逝,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

探究武媚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只能采取这样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诗中那个为情爱颠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我想你想到患色盲,把红灯都看成绿灯^_^),是那么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见当时出现在李治面前的武媚,并不是强悍刚烈的强势女子,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处不可怜”的温柔意态。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深情柔婉,而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女子,李治无疑是非常满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种吸引。当时太宗去世已经很久,李治也完全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计舆论应该反映不会太大,他开始认真考虑把她引入宫中的事情了。第一步,当然要征得皇后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