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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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百年潮》2003年第3期 作者:沈志华 原题为《朝鲜战争期间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朝鲜战争期间,有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至今还缺少专门的研究和详细的考察。本文拟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俄双方的史料,对1950至1953年来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及其与朝鲜战争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驻华苏联军事专家知多少

朝鲜战争期间,最早来的一批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六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

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至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苏联顾问在空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估计不会超过海军系统。那么,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他们直接受命于斯大林

笔者在查阅档案和其他资料时发现,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苏联军事顾问来华的问题,几乎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求为空军司令部和气象部门派遣12名顾问。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顾问,用以扩大航空学校和组织空军陆战师。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政府准备照军事订货单给中国空海军以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表示感谢,同时请求提早运交所订物资和设备,还特别提出因扩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员和指导员,并希望这批教员和指导员能在5月1日开学前到达中国。经与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为新编成的空军团、师指挥部和技术服务队聘请43名军事顾问。6月23日周恩来得到通知,苏方答应再派炮兵顾问8人至沈阳,帮助中国办炮兵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这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商议并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报告,需要为军委和各大军区及军队院校增加顾问208名。23日又致函布尔加宁,请苏联派遣10名装甲兵顾问,于9月来华工作。8月27日,针对中国要求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电报,斯大林告诉周恩来: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即将派出。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苏联的意见是,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防空兵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空军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顾问尚不能满足需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再次请求扩大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数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中国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于参加朝鲜作战,为帮助该集团军制订计划和领导作战,希望苏联能派15名有关顾问,并于2月来华。17日收到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来华,并指定由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训练飞行员的空军专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复:“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三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三个月;对于一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五和第十一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斯大林答应,将为中国的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米格-9航空兵团派遣19名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还要求苏联派遣海军航空兵顾问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复,拟再补派三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而其他专家则从目前已在中国的苏联海军顾问中派出。

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启蒙者

苏联军事顾问最早帮助创建的是六所空军航校。根据中方尽快培训出350到400名飞行员的要求,苏联空军建议组建四所歼击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00名专家,六所轰炸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20名专家,此外还有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空医生、后勤保障人员,及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的专家,共计878名。按这个设计,就相当于两个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时,第一批学员编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学制分别为六个月和一年。即使增加了学员,也差不多是一名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苏联专家按照学制和培养目标,制订出学员航空理论教育和飞行训练的全套计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制度到课堂授课、教学考核等,都由专家负责。上课时由苏联教官带着翻译去讲课。苏联专家教学非常认真,对学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在飞行训练阶段,全部组织实施和机务保障,也由专家负责。苏联飞行教员手把手地教授学员,尽管语言不通,学员文化程度又低,但这些苏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在苏联专家的严密组织和精心教学下,经过学员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学员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速成班于1950年5月毕业,一期甲班于1951年1月毕业。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训毕业的飞行人员,保证空军连续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

航空部队组建以后,作战训练同样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进行的。1950年春天以后,有几十个苏联空军师陆续来到中国担任防空保卫。于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经过短期预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驻扎在苏联军队营地,采取了“专家包教、我们保学、突击速成”的培训方法。从空中飞行、作战指挥到地勤服务和飞机维护保养,“一级带一级,一套教一套”,兵对兵、将对将地进行培训。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训练,达到大队编队水平后,中国部队便接管了全部装备,只留下少数苏联顾问继续帮助训练或改装。1952年以前,大多数空军部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训练的。

海军兵种复杂,技术含量高,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从1949年10月,就不断有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海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各个部队和院校,他们对中国海军的组织建设、作战、训练、装备建设、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帮助。不过,顾问和专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海军的院校。

1950年2月创建的大连海校(后分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苏联专家早在1949年10月就来到了沈阳,首先沿渤海和黄海岸边进行考察,并选定了校址,以后又帮助学校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能走上正规的道路。位于南京的华东海校1950年4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后,也来了苏联顾问组。在海军学校创办初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钢,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培养学员的正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这一时期来华的军事顾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组建特种兵部队。例如,中国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就是苏联顾问帮助建立的。经过与苏联军方商谈,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降兵部队,并于1950年2月15日与苏方谈定,聘请41名顾问,订购300具降落伞。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成立了空军陆战第一旅。到7月底,以沙别里车夫上校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先后到达北京和开封营区。一个旅配备41名顾问,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从旅长、政委、参谋长,到旅机关的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安排有苏联顾问,同时还为下属七个营的营长、伞兵科科长乃至叠伞员都配备了顾问。顾问团负责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并对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督促检查和提出建议。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全旅于1951年3月胜利完成了跳伞训练,并于6月28日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

苏联培训中国军队的特殊兵种还有一种方式,即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苏联军队中,在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是这样诞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派来潜艇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四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分队。5月14日正式开始学习和训练,苏军指派十名教官和两艘潜艇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潜艇学习队是一支由四艘潜艇艇员组成的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伙食按苏军潜艇标准,与苏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并独立操纵着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于6月29日驶抵青岛。7月22日,组建了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从此,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扎哈罗夫与聂荣臻的争论

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苏联的确是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的,但那只是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情,而笔者所见的史料表明,军事顾问们几乎没有直接发挥作用。关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事例,的确有过一次,但结局令人很不愉快。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中国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的决定。苏联新任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也通过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转达了反对意见,彭德怀仍不为所动。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来到军委作战部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人民军当然无力单独作战,苏联顾问和朝鲜方面不得不听从彭德怀的意见,同意部队转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这件事发生以后,在朝鲜作战问题上,苏联顾问就不再多发表意见,而将主要工作放在为志愿军干部讲课和培训方面。1951年1月13日,东北军区通知志愿军总部说,苏联军事顾问建议利用休整时间,为志愿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在沈阳办短期(两个星期)集训班,由苏联顾问讲授苏德战争各大战役中的反攻和进攻经验,以及介绍现代战争的知识。彭德怀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从西线各军抽调部分师以上干部去沈阳参加集训。

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从中俄双方公布的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出,苏联军事顾问在有关战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双方领导人转交函电、传递信息及协助商谈武器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的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

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队、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1 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

2 后勤组织薄弱。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土地。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

1 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

2 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

3 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有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指挥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至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给彭德怀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

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对我军事顾问的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的同志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近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消灭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十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短时间内消灭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作战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及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尽管科切尔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误写为“中国人民军”,但据笔者看到的中国材料以及与当事人的交谈,这个报告所讲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问题上,中国军方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之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讨论,中方在听取苏方意见时非常谨慎,而苏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尔金报告的影响,斯大林在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未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在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给斯大林发电,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中工作。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经过研究并与克拉索夫斯基协商后,中国方面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其中包括派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10人,派往五个兵团的顾问10人,派往21个军的顾问63人。毛泽东要求“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至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毛泽东对此作何考虑不甚清楚,或许是因为中国军队不善阵地战,或许是因为大量苏式武器已运抵朝鲜战场,总之此时志愿军需要加强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不过,斯大林的答复是很明白的。

9月10日斯大林回电称,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席军事顾问的一个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是否向军或兵团司令部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将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合理地加以解决。两天以后,未等毛泽东答复,斯大林再次来电说,“我们认为,有五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情况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斯大林不愿向朝鲜战场派遣苏联顾问,固然是出于苏联在朝鲜战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即苏联不能公开参战,特别是不能造成苏联军人有可能在战场被俘的机会。为此,斯大林曾规定,派往朝鲜人民军的苏联顾问只能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出现;苏联空军参加战斗只能在中朝军队的后方上空活动。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切尔金报告的情况,苏联顾问即使呆在战场上,大概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来到朝鲜战场的苏联顾问,其职责主要是了解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据在志愿军总部负责接待苏联顾问的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后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并未到志愿军总部,顾问团团长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炮兵中将,另外还有一名少将和二名上校,以及一名文职翻译人员。邓华副司令员交待: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我无关的事就不要说了。另据彭德怀的作战参谋王亚志回忆,于1951年10月到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都是搞情报工作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向莫斯科传递战局发展的情况。这些顾问在司令部只听不说,从不发表不同意见。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朝鲜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请示,召回在志愿军总部的顾问组,因为彭德怀已经回国,与志愿军司令部的联系可以由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而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则继续由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于是,这些苏联顾问在3月斯大林去世后全部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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