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的媚眼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盛宣怀和中央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如何让黑夜更为黑暗的路径而已…………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儿。

  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前年(1909)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处理结果居然是“双开”。端方也是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一同毕露,雷霆手段频出,倒也令向来软弱的大清中央,在铁路国有问题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动荡被当作了好机会,革命党在《大江报》上欢呼“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

  断指割肉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集会,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告暂行由部接收。”;

  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盛宣怀:“桂蜀国有,从速宣布为宜。”他很实诚地认为“滇、黔、桂以无力,望国有”,不似湘、粤、蜀那样“为私利抗国有”……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作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与任何拆迁、反拆迁的拉锯战一样:如何以抗拒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为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在之后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我们能不断发现这种动辄千人、万人的集体哭场景象。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除了上访请愿外,他们还决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手段对付之”,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开地因经济问题而诉诸“强硬手段”的人身威胁。他们还表态说,“外国人如来湘强事(铁路)修筑,湘人必集合全体共谋抵制,无论酿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顾;若部派督办来湘,湘人亦以此法对付之”,“我辈定以死力争之,闭市、停课、抗租,均确定为最后之办法”。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1万余人,“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传单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敏感词:“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拚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呢?”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申报》在5月15日报道说:“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谘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

  这对“时刻准备着”钻空子的革命党来说,当然是绝好的机会。在革命党的暗中鼓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集会,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中央政府媚外辱国,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 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相反,倒是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静谧。原因则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

  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卖国”、“贪赃”的依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宁愿相信 “莫须有”......

  “盛”名之下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这显然令各省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

  这笔外资的引进,是张之洞生前未能完成的任务。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改为商办后,爱国荷尔蒙没多久就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纵欲般的腐败与低效消蚀殆尽,“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 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550万英镑的贷款协议,年利率五厘,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此协议在中央最后批准前,发生变故,“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而“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时人感慨,自从粤汉铁路从洋人手里废约收回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

  张去世后,本来一直被他压制的两湖绅商,终于失去了制衡,势力大涨。此时,大清国又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设立地方议会(“咨议局”),这迅速成为绅商们加入政治游戏的大舞台,得以进行力量动员和集结,扛起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大旗,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张之洞未竟的谈判并未中止,盛宣怀接过了接力棒,这也注定了他日后“卖国贼”的命运。为了改变商办铁路大量占用和耗费有限的社会资源,铁路国有及引进外资已经成为朝野的主流思路,这一谈判被大大加快。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它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及其邮传部的代名词。盛宣怀的名声本就不好,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 (经元善评价),而在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在大清国不仅是潜规则、而且是显规则。

  对于大清国的腐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甚至认为这“危及人类道德”:“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最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他们同样也大肆购买了许多原材料。然而,即使是他们在买东西的过程中,行贿现象和贪污行为也比比皆是。”

  而掌管了铁路、航运、电报、邮政四大肥缺的邮传部,一直就是腐败的渊薮,官员连轴换,因此在当时就被戏称为“运动部”。

  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这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局面。梁启超说,晚清中央“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盛”名卓著、“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的盛宣怀,突然吃起素来(后盛被查办和抄家,均未发现涉及从本次四国银行贷款中侵吞回扣的任何证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却也宁愿相信 “莫须有”。自然,不少反对者并非反腐败,而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已。

  最令人们浮想联翩的是,急于追求政绩的盛宣怀和中央领导班子,操之过切。5月8日才成立首届责任内阁(即所谓的“皇族内阁”),9日就在未与地方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匆忙公布铁路国有政策,20日则签订了四国银行贷款合同。见惯了老牛拉破车的低效政府的大清民众,对于这种罕见的高效率自然是要多打几个问号的,一件至公至正的事也因此被蒙上了鬼头鬼脑的朦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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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湖南铁路公司与川路一样,也基本依靠特殊政策,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才启动的——其500多万两总资本金中,商股才100万两,其余的都是米捐、盐捐、租捐、房捐等。那些高喊着民权、产权的绅商们,其实都只是“代理人”,但因为“被代理”的都是沉默的一大群,这些绅商们便俨然当家作主,动辄以“人民”代表自居。这些高喊着爱国的人们,在修路无能、筹资无方的困窘之下,也曾悄悄地试图引进被他们所痛恨的外资,只是外资毫无兴趣与这些品貌双缺的丑陋家伙们调情。

  而那些纷纷借机成立的湘路公司协赞会、湖南商务总会、湖南粤汉铁路公司等等组织,为了满足和维持各种会长、总理、干事们的官瘾能够举而弥坚、坚而弥久,以“人民”的名义向政府发难就是最好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素有人望的湖南绅士领袖们,都远远地避开了所谓保路运动,如湖南省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就故意滞留北京,而副议长亦远走他省,湖南的运动其实被传统的地下帮会及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所控制。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黑暗中摸索获利。盛宣怀和中央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如何让黑夜更为黑暗的路径而已……

  【本文选自雪珥新著《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即将于本月出版】 

来源: 雪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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