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一直为有私生子而对燕妮感到愧疚 
私生子

  马克思一直为有私生子而对燕妮感到愧疚,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1854年,马克思谈到“妻子的境况很危险”;这一年她又卧床了,部分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第二年,“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
 
 
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 当然,很多家务由海伦·德穆特承担起来了。李卜克内西写道那时的她: “二十七岁,并不美丽,但由于愉快的特征而显得好看。她不乏爱慕者,很可能挑来挑去。”她在马克思家庭的很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海伦是专制者,而马克思夫人是女主人。马克思像温顺的羔羊一样服从于这种专制。”

  燕妮在其自传中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痛苦”。这件事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出世,母亲是海伦·德穆特。这件事保密得很好,马克思家庭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只是最近偶然发现的一封信使才这件事情暴露了出来。这封信是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与海伦·德穆特关系亲密,在后者临死之际,一直替恩格斯照看房子。按照她的说法,恩格斯曾接受了他和弗雷德里克的父子关系,因此“使马克思获免家庭的窘困和冲突”。但是,如果他由于对“儿子”不公正而受到起诉的话,他给了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揭示真相的权利。他甚至在临去世之前的床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心绪纷乱的爱琳娜,当时由于他不能说话了,就把它写在了石板上。这个孩子马上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那里,与马克思一家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了和母亲的来往。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写道: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对马克思来说,他经常面临着与妻子(她心怀强烈的嫉妒)的分离:他不爱这个孩子;他不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否则就会承受太大的流言蜚语;这个孩子作为付费的客人送到了路易莎夫人那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写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从养母那里而来的;只是在尼姆去世之后,才从了德穆特的名字。

  这封信有着公认的无可置疑的可信性。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是1851年6月,这份证明保存在萨默塞特郡议院。填父亲名字的那一栏空着,母亲的名字填的是海伦·德穆特,出生地写的是第恩街28号。虽然有关这件事只有这么少的细节保留下来,但似乎是保持体面的必要性和对于难以避免的流言的担心,才促使燕妮的精神日益紧张。孩子出生后5个星期,在登记后的那一天,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敌人……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接着说:“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对于他,燕妮1850年写道: “他即使在最为困苦的时候也从未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和愉快的性情”。但他与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他并不总是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这些麻烦。1852年,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两年后,他写道:“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 。一封燕妮在曼彻斯特写给马克思的没有日期的信,可以显示出有时候她的精神状态沮丧到什么程度:“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卡尔,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刻……我坐在这里,几乎流下泪来。我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正被裂扯。一周来,我一直在打起精神,而现在我不再能够这样了……”

  尽管有着这一切困难,他们彼此的认同和深爱仍在继续。1852年,当马克思呆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时,马克思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我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

  (编辑 迦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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