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莫洛托夫,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不仅同苏联的历史密不可分,而且同二十世纪中几乎一半时间的世界历史密不可分。虽然他至死也未能走出那位身材矮小的巨人所投射的血腥阴影,但他却是那些有幸直接参与创造历史、摆布人类命运的有数几个“大腕”之一。在他被迫退出政治参与之后,特别是在他生前的最后十七年中(1969—1986),回顾历史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大概是逃脱了斯大林毒手残酷威胁的缘故,也大概是好不容易才当上了无休无止的宫廷倾轧的旁观者,他的回忆显得相当直率坦诚,他常常使用经验式的人文语言叙事论人和进行价值判断,从而避免了使用僵硬的意识形态行话有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也从而给阿隆的名言提供了一些所谓"价值中立"的证据,而这样的证据总是很难得的,尤其是从莫洛托夫们那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下这些证据,一是国际方面,一是国内方面。
      
         一、 关于世界革命
      
         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莫洛托夫认为他毕生的事业主要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苏联一诞生就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那么削弱帝国主义的阵地就是题中应有之意。怎么破题呢?“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疆域。我和斯大林在完成这件任务上似乎干得不错。”(见该书p1。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语,均只注明页码。)因为成果是明摆着的,"我们1939年和里宾特洛甫决定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乌克兰、西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的问题。""从来不属于俄国"的奥地利领土契尔诺维茨"转归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契尔诺维茨而惊喜雀跃。"(5)芬兰差一点并入俄国版图,不过"那里的人非常非常顽固",居然把入侵的苏军痛殴了一顿,于是,"我们没能使它成为民主国家。"(3)此外,为了让波兰人"把我们认为应当无条件属于苏联的那部分波兰领土给我们"(3),苏联红军挥师西进,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纳粹军队胜利回师,波兰第三次从历史上消失了。
      
         西方舆论界根据莫洛托夫的饮食习惯,给他出色的外交努力送了一个雅号:莫洛托夫的萨拉米熏肠,即成块切割欧洲,将其并入苏联。对此,莫洛托夫颇为自得,“对,这也可以说是政策,别的更好的政策我们暂时还没想出来。……萨拉米熏肠是一种猪油香肠,我非常爱吃,味道极佳。”(96)这种政策在战后获得了更加显著的成就,苏联以外的大概三分之一欧洲版图划入了苏联势力范围,不同于战前的只是,这是以同样残酷但却不那么生硬和笨拙的方式办到的,程序也较为复杂一些,而在战前,大都是把人家的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召来,交给他一份"合并声明",然后由莫洛托夫说一声"您要不签字与我们合并,您就回不去了"(2),事情就结了。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莫洛托夫也毫不含糊,只是成就没那么突出。早在1940年,莫洛托夫就向希特勒提出了土耳其海峡问题,意在为俄国在黑海找到出海口,得到了希特勒赞同(93-94),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就爆发了战争,顾不上了;"到战争末期,我们向土耳其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不同意,邻国也不支持",于是便硬往里闯,没想到"当我国军舰驶进海峡的时候,英国已早有准备......"(93)战争一结束,苏联便正式"提出要这里的控制权",理由竟然是"纪念苏军取得的胜利",还要"和土耳其共同守卫博斯普鲁斯海峡",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给他点压力,共同控制。"
      
         莫洛托夫颇感为难:“人家不干。”
      
         “你要求嘛!”(94)
      
         当然,也只能要求要求而已,“我们及时退了回来,否则会把我们当侵略者,群起而攻之。”(95)不仅如此,"我们还想要靠近巴统的一片地区,因为这片土耳其境内的地区过去曾有格鲁吉亚居民"(95)。靠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土耳其领土也被纳入"还想要"的范围,理由都差不多;为了"使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土扩大一倍",还曾试图"要求合并伊朗","我们开始提出问题进行试探,(结果)没人支持......沙皇政府已经攫取了俄国周围的地区,我们应当十分谨慎,但是要吓唬一下,好好吓唬一下。"(95)
      
         “战后,我们需要利比亚,斯大林说,‘给点压力!’”但很显然,办这事“难以找到根据”,只好硬找,“在一次外长会议上,我提出,利比亚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想给以支持,在那里建一个军事基地。”这下把个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气得直喊:“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据说还打了一针大概是镇静剂之类的东西。(95)
      
         最具想象力的大概是“想把阿拉斯加要回来”,幸好“没越雷池一步,……(因为)还不到提出这一任务的时候。”(91)
      
         在亚洲,干得最利索的大概是占领千岛群岛,二话没说就划进了苏联的地盘;最麻烦的大概是朝鲜,“我们本来不需要这场战争,是朝鲜强加给我们的。”(95)
      
         最简捷的大概是蒙古,乔巴山“死后应该任命一个人,有人提出丹巴,我观察了这个丹巴……他是个狡猾的蒙古人……不会说俄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不适合当领导……”,于是“决定任命泽登巴尔”。(107-108)
      
         最客气的大概是对中国,主动放弃了在东北的存在,原因是“我们已经占有了许多,可这是另外一件事。”(92)
      
         显然,彼得大帝开创的俄罗斯对外政策传统在莫洛托夫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沙皇们好象也表现出了什么什么先锋队们的高瞻远瞩:“很好,沙皇给我们征服了这么多土地,现在我们和资本主义斗争就比较容易了。”(1)虽然莫洛托夫对斯大林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统统抱着轻视、蔑视、敌视的批判态度,但惟独在这一点上矢忠不渝。就在瓜分波兰十五个月之后,希特勒对莫洛托夫抱怨:"怎么会成这样呢?那么一个英国,就靠那么几个倒霉的岛子就拥有半个世界,还想攫取全世界--这可不行!这不公平!"这得到了莫洛托夫的强烈共鸣:"这当然不行!也不公平!我很同意他的意见。"(10)四十年以后,团结工会乍起,他立刻感到揪心:"我们不能失去波兰,(否则)我们会为此吃苦头的。"(70)当阿富汗已明显成了无底洞的时候,他仍然语重心长地呼吁:"我们不能失去阿富汗......"(102)
      
         应当由衷地感谢莫洛托夫,他的坦诚使我们立刻就能理解一个被国际共运的官方意识形态语言长期粉饰的事实:他在谱写一部新的强权政治史。不同之处在于,前现代的强权政治大体上都是赤裸裸的,一般不加什么遮掩,至少还显得很诚实,而这种新的强权政治却雕琢了一整套天花乱坠的意识形态牌坊,我们对此早已烂熟于心,但是,这也埋下了一个迟早要发作的政治隐患:要么使新强权政治因陶醉于意识形态幻想而丧失现实感,要么使意识形态因无法面对现实而沦为笑柄。一段人所共知的历史可以作为小注。
      
         斯大林苏联和希特勒德国在切齿相向了几年之后,1938年8月23日,出人意料地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大笔肮脏交易的合同书。希特勒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给十天以后可能发生的西线战争解除东顾之忧。斯大林的说法就比较冠冕堂皇了:一、英法帝国主义正在想尽办法挑动希特勒打击社会主义苏联,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因此必须改善苏德关系。二、即使英法同德国发生战争,那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而在帝国主义彼此消耗力量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祖国将在和平条件下养精蓄锐,然后就有机会进行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干预。于是,在这种云山雾罩的价值判断基础上,苏德关系便突然间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此,人家帝国主义者丘吉尔倒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为了苏维埃的利益,可以说,苏联亟需将德军的出发阵地西移,以便赢得时间,并能在本国的广阔领土上调集军队。如果他们的政策冷静慎重的话,那么在那个关头,这个政策会是极为可行的。"(19)其实,斯大林-莫洛托夫自然也有着非意识形态的现实考虑:"我们需要推迟德国的进攻,......我们害怕自己挑起战争,授人口实,......当时所做的一切,就是不给德国人以发动战争的借口。"(21)这"所做的一切"也包括试探与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对英法怀有无法消除的猜疑,关键是由于和希特勒似乎更易于灵犀贯通,而且希特勒出的价钱也更高更快更解人意,于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便在大战前夕断然踢开了英法帝国主义,从而使英法丧失了本有可能得到的第二战场,苏联则得到了喘息时间。不过这样干的结果也是明摆着的:在遭到德国进攻时也没有一个第二战场来帮助苏联自己了,因为苏联的落井下石几乎把英法逼上了绝路。不仅如此,苏德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也害苦了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欧洲各共产党。
      
         法共在8月23日以前还高傲地自称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现在却不得不把仇恨集中发泄在波兰地主身上,并为苏联伙同纳粹瓜分波兰声辩,鼓动大家与希特勒媾和。及至法国被打垮,法共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它力图把1940年和1917年等同起来,醉眼朦胧之间似乎看到了历史即将重演--当德军粉碎了俄国帝国主义时,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了;现在,德军又粉碎了法国帝国主义,因此,其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在法国的胜利。6月25日,法共甚至致函纳粹军队驻巴黎司令部的宣传科领导干部,自称是唯一坚决反对对德战争的法国政党!
      
         这时已处于地下状态的捷共所持的态度更让人啼笑皆非:他们揭露流亡总统贝纳斯的追随者所犯下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在捷克居民中散布对穿着军装的德国工人的仇恨”!真是令人绝倒!按照这种逻辑,中华民族耗费数千万人的血肉去抗击穿着军装的日本工人,同样有违“工人无祖国”的泊来祖训。这是一种什么意识形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