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手稿曾引发解放军最高层人事大地震 鲁迅手稿(资料图)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鲁迅手稿当然是珍贵异常的文物,但曾经却是解放军最高层人事突然变动的由头之一: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人一夜之间全部被免被抓,确如有人所形容那样:云谲波诡,惊天动地。

对此事,数位当事人或知情者都有详细回忆和论述,其中重要者为: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将军的 《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江青原秘书阎长贵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和当事人之一王广宇的 《三种监狱生活扫描》(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陈伯达原秘书王保春、王文耀的 《陈伯达错捕王广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史主管:《百年潮》2005年第12期)。四文对照,旧事还原,既匪夷所思,又使人感到,在荒谬绝伦的年代,难免会有如此荒谬之事。

这批鲁迅手稿原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共有1500多页,大部分没有印行公开。“文革”开始,红卫兵起来“造反”,打、砸、抢风行一时。博物馆是“大破四旧”的重点,馆中“革命群众”的行为也越来越激烈。这时文化部尚未瘫痪,有关负责人担心鲁迅手稿遭遇不测,于是将这些手稿调走,存文化部档案室,与“毛选”四、五卷的手稿放在一起,以保证安全。然而几个月后,运动发展迅猛,文化部也已瘫痪,档案室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1967年1月14日奉江青之命来到文化部,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了鲁迅手稿。戚在文化部大门口向几派“革命群众”发表讲话,除了批判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外,还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要他把鲁迅手稿带走,交中央文革保管,他今天就是为此任务而来。江青为何要取走鲁迅手稿,一说是想从中找到批周扬等三十年代 “文艺黑线”的材料,一说确实是为了手稿安全。或者,二者兼有。

中央文革的办公处在钓鱼台,江青等人也长期住在钓鱼台。傅崇碧接受任务后立即给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打电话,要他们来钓鱼台。刘、周很快赶到,江青说请陈伯达向你们具体交待。陈伯达还亲笔画了图,指出两个应查找的地方。接受任务后,他们几人废寝忘食,紧张查找。

3月4日,傅崇碧首先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待说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调取这批鲁迅手稿的,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韩某,现应就存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傅立即向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汇报有关情况,但江青却矢口否认,要空军派专机将已调回成都军区的韩某拉回北京。

戚本禹还交待,他曾与以前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到文化部取过一封信。这样,王广宇也成重要嫌疑人。3月4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突然带着现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 (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秘书王保春和卫戍区一些人到已调回 “马列研究院”的王广宇处,要他交代鲁迅手稿问题。为写此文,笔者专门采访了现在已近80岁的当事人王广宇先生。他回忆说:我当时就想,应该是戚本禹记错了,我从未与戚去过文化部。但无论怎样解释,陈伯达等人就是不信。王根本不知怎么回事,听说鲁迅手稿,想来想去,想起戚本禹倒台前曾指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取一批红卫兵从该社总编辑韦君宜家中抄出的一批材料,其中有本裱糊得很好的名人手迹,以中央领导人的手迹居多,但有一页鲁迅手稿。他以为现在要找的即此手稿,连忙交代,并说取回就交戚本禹,现存中央文革。王广宇的说明与要追查的手稿明显对不上。陈说王不老实,还硬说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 “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

说起来,王广宇还算是陈伯达的“老部下”,陈伯达任“马列研究院”院长时,王长期在该院工作,直到“文革”开始才因能写文章、政治可靠被调到中央文革工作。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回忆说:问了半个多小时,实在问不出所以然来,“陈伯达等出来以后就要走,这时卫戍区有个参谋,不知是谁带去的,也可能事先通知他们去的,卫戍区还有两辆吉普车在那儿等着。这个参谋截住王保春:‘咳,王秘书,对他采取什么规格?’这时王保春心想王广宇反正走不了啦,问那个参谋:都有什么规格?他说:有监护、拘留、逮捕,说了三四种。他们都快下楼梯了,王保春追上去,在下楼梯处截住陈伯达说:‘伯达同志,卫戍区的同志问对他采取什么规格?’陈伯达愣了一下后问:‘都有什么规格?’王保春照说了一遍。陈听了以后也拿不准,便转身和杨成武、肖力嘀咕了几句,过来对王保春说:‘逮捕!逮捕!’王保春当即给卫戍区那个同志说,就按逮捕的规格吧。就这样把王广宇弄上吉普车给拉走了。”“从研究院回来以后,陈伯达有点犯愁,琢磨自己是不是说的‘逮捕’,便问王保春,王保春说是的,并且说这是不是重了些?陈伯达有点不安了,为了证明他的话,立即给杨成武打电话,但他又不好直接问,就先在电话里再三关照杨成武,一定要把鲁迅手稿找回来,这很重要,别让人给毁了等。最后顺便问杨 ‘我们在研究院是说的将王广宇逮捕吧?’杨肯定地说是‘逮捕’。陈伯达挂上电话很不安地说:‘是逮捕,这怎么办哪,能不能改一下?’后来在文革小组开会时,陈伯达提到这事,说自己说重了。江青马上站起来,脸一沉,回他一句:‘怎么!抓你的人就不行吗?’由于事情还没搞清楚,手稿还没找到,陈再不敢说话了。”(《陈伯达错捕王广宇》)

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韩某被空军专机接回北京就被软禁,他交代说确实收到这批手稿。最后,傅崇碧终于查明手稿确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保密室,中央文革小组现任保密员卜信荣知道具体存放何处。傅崇碧十分高兴,马不停蹄,在3月8日中午带着刘光甫、周树青和秘书冯正午乘两辆车赶往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副组长江青报告。钓鱼台的警卫由卫戍区担任,警卫见是司令员的车,便示意进去。傅崇碧毕竟经验丰富,知道还是谨慎为好,遂在钓鱼台东门停车,在传达室给陈伯达办公室打电话请示。不巧陈伯达外出,值班秘书王保春接电话,他认为卫戍区司令员进来无妨,何况本就常来,于是同意他们进来。傅崇碧当然认为是经请示陈伯达允许,便来到院内,姚文元将他们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他们刚坐下,姚文元正请他们喝水时,江青走了进来。江青一见到他们四人就大发其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来抓人啊?”傅崇碧忙说我们是来汇报的,事先打了电话。这时,站在傅崇碧等人身后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有睡觉,本有低血糖的毛病,疲劳加紧张,突然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江青脚跟前。江青跳起来,说包里有手枪。其实,包里只有信纸和笔记本。

大家手忙脚乱把冯正午送走后,江青态度突又变好,对傅崇碧说:“你们说鲁迅手稿在这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卜信荣被叫来后,江青问他:“鲁迅手稿是在你那里吗?”卜回答说:“是在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听就发火说:“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坏人,你不讲老实话。”卜仍要分辩,但江青不让他说话,让小卫队把他的嘴堵起来,把他抓起来了。江青又要人把箱子打开,对他们说:“当着你们的面,打开。”但找不到钥匙,只好撬开箱子。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鲁迅手稿。江青脸色又陡然一变,生气地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把它封起来。”封起来后,仍存放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这时江青态度又“阴转晴”,说你们很辛苦,留他们一起吃饭。吃饭时,江青对他说,你和杨成武马上到秦城监狱去找戚本禹,戚本禹是个坏人,毛主席的手稿让他偷走了。从钓鱼台出来,傅崇碧立即来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处,向他报告了江青的话。杨成武与他、刘光甫立即驱车走赶往秦城监狱,再次提审戚本禹,由刘光甫作记录。他们问戚把毛主席手稿弄到哪里去了?戚说没拿毛主席的手稿,只是为了写文章,用过一些清样,还是汪东兴给的。傅崇碧恐戚言不实,就打电话问汪东兴,汪回答说确实如此。傅崇碧回来后,还专门就此事给江青写了报告。(《傅崇碧回忆录》,第215-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