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的一场极重要的争论

文章原载《革命年代》,高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7年初,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使中共的命运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国共之间长达l0年的内战实际已经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共终于争取到了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宝贵时机。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取得重大进展后,毛泽东开始从指导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脱身,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党内,试图利用对日全面抗战将要而未经发的这一短暂的和平局面,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的调整,并加强和发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已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于毛泽东而言,抓紧每一有利时机,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及交替处理重大军政和党内外问题,是其在遵义会议参与中共最高决策后一贯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这次面临的环境与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调整的范围又较过去有所扩大,故而形成了对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冲击。

建立在反对由博古、李德等组成的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洛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加紧了与洛甫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帮助下,洛甫和王稼祥这两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洛甫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洛甫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洛甫起草决议,此举使洛甫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把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安排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毛泽东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洛甫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朋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洛甫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3月20日后不久,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1,至此,毛泽东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无疑,毛泽东属于那种以自己的思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2,“道”者,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矢志拯救国家与民族,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泽东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当l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争取革命胜利的理想与毛对革命的坚强领导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换言之,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毛的“决志行之”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然而,欲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旧中国推行和领导革命,则必先有其凭藉,1935年毛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遵义会议及其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虽然使毛第一次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离执掌“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内,但主要偏重于军事领导。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主动放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意避开对敏感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追击,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富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无时不刻所于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勿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任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赂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一1936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一1936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3,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4。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5。

(4)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