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还乡理事,极其风光体面和耀武扬威

公元1578年4月(明神宗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谁都有死老子的必然性,但死了老子,竟劳驾皇帝操心,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冲这一条,张大人此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极其耀武扬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记述了他的这次回乡之旅,牛皮得不得了。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动用新式武器保镖,可比时下警车开道,威风得不知多少倍。我估计,张大人此行,不会出现堵车塞车,一路绿灯,是可以肯定的。

最叹为观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驾,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煊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首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不得不感叹这台巨无霸之壮观:“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 童奴,设屏榻者。”坐在这台明朝的“劳斯莱斯”或“宾利”级别的高级轿车里,身份有了,气派有了,权威有了,牛气冲天自是更不必说的了。

明、清以来,官员的交通工具为轿,二人抬者曰“肩舆”,四人抬者曰“软轿”,通常所谓的“八抬大轿”。尤其明朝,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在《明史·舆服志一》里,我们看到 “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依此制度,张居正的车肯定超标。不过,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他有资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乡料理父丧,他有本钱搞特权。更何况锦衣卫主管,相当于克格勃首脑的冯保,跟他非常之铁,自然隐恶扬善。所以,由京城出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拥到关厢,欢迎衣锦荣归的同乡首辅,无不希图一睹风采。然而坐在轿中的张居正,影影绰绰,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过这台巨无霸座驾,着实让他的家乡人开了眼。

公车是一张行走着的名片

普通的八抬大轿,总重约300公斤-500公斤,每个轿夫承重50公斤或稍多一点;依此制度,张居正的座驾,至少要有1吨至1吨半的自重,否则不可能分卧室和客室,不可能载有两位服务生,不可能载有必不可少的卫生设备,以及供沏茶烧水的炉具。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也可判断其中住户富贵和贫穷,权势和卑贱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谓大宅门者,胡同不得狭于一丈(约两米),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京城有民谚云:“东城富,西城贵,南城贫,北城穷”,因此,东、西城胡同多半宽敞且直,南、北城胡同大都狭窄,而且弯曲,前者因轿的出入而必须讲究,后者因市民行走而马虎随便。

张首辅的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无霸,估计那轿子当不小于现在的“考斯特”。所以由真定起驾,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转悠得开;第二,京城人多嘴杂,张居正不想招摇过市,免遭物议。不过,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举国贪渎成风;官吏无能,唯知横征暴敛。但首辅的座驾,能从本地路过,那是千载难逢,送上门来的巴结好机会,除非白痴,谁能放过。因此首辅此行所经河北、河南两省驿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宽度,是大有疑问的,因此,修桥铺路,大兴土木。后来,有一位名叫杨四知的御史,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词,但中国官员之马屁功夫,堪称绝活,沿途州县一二把手,为了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以讨好元辅,自然是少不了的。

据黄仁宇文:“他从阳历四月中旬离京,七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 “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我想,张居正乘用这样的坐骑,也有其公务在身,随时需要替年轻主子料理国家大事的理由。唯其如此,这台巨无霸座驾,“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首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玉台丛语》甚至说:“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县、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因为公车是一张行走着的名片,官有多高,权有多大,车也就有多好,这大概也是大多数官员对座驾十分在意,十分在乎的原因。张居正是个强人,强人的缺点,在得意时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时,坦然接受沿途官员跪迎跪送,以为坐在这台巨无霸里,为皇帝办事就等于是皇帝了。《万历野获编》里如此说过:“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这个“摄”字,对他来讲,倒也是事实。但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就有点狂妄了。沈德符接着说:“‘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题要》中,说他“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也是这个意思。强人再强,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公车再棒,总会有坐不动的时刻,从江陵料理父丧回京的第五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场反攻倒算,差一点点就要将他从坟墓里挖出焚尸扬灰。

如何应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头,则更是一路经过的大小衙门,伤透脑筋的事

他肯定没有预料到万历皇帝的秋后算账,来得这么快,这么狠,《万历野获编》为明人撰,应该可信其真实。“今上(即万历)癸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其贻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

那台巨无霸自是张居正许多罪状中的一条。

要知道,皇帝未必不小人,而且说不定非常之小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九里,有一则《貂帽腰舆》的记载,我们看到因座驾之张狂躐等而倒霉的,不光张居正一人。“嘉靖中叶,西苑撰元诸老,奉旨得内府乘马,已为殊恩。独翟石门、夏桂洲二公,自制腰舆,舁以出入。上大不怿,其后翟至削籍,夏用极刑,则此事亦掇祸之一端也。”读到这里,我想那些坐豪华公车的官员,会不会为此而慎之戒之呢!

作为首辅,执政近15年,张居正确实做出了政绩,为世公认。《明史》称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然而,他的人格,品德,作风,政声,也有很多为人所不齿的地方。与他同科进士的大文人王世贞,就对他很不以为然的。在文章里曾嘲笑过,一位当朝宰相,竟然下作到以“晚生”的帖子,递过去以取悦于太监冯保,虽偶一为之,也颇令人作呕。无非因为这个太监能左右太后和皇帝,他不得不依靠他,不得不拍他马屁,即使如此,也不必卑躬屈膝啊!据明代的文人焦叩 《玉堂丛话》,说到他奉旨归葬,从北京出发到湖北江陵,其作威作福的排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最难侍候的,沿途州县如何供应他老人家的吃,让他吃得开心,如何应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头,则更是一路经过的大小衙门,伤透脑筋的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一百道菜上来,张居正眉头紧皱,举筷踌躇,简直没有他可吃的,其舌头之刁钻,其嘴巴的挑剔,可想而知。

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败,也与舌有关

要是从明代沈德符的 《万历野获编》的一则记载看,这一家人的味觉神经,也够登峰造极的了。“江陵归葬公还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入京。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时日午,秋暑尚炽,州守名张纶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其臧获辈(家奴厮役之类)则饫以牲牢(肯定五星级待遇),盖张(这个马屁精)逆知太夫人途中日享甘肥,必已属厌,反以凉糜为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谓相公曰:‘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次日,纶即拜户部员外郎,管仓、管粮储诸美差。”

张居正的舌头一动,解决了一批无锡厨师的就业问题;老太太的舌头一动,使得通州运河边上小小七品县官,一步登天,擢升到中央政府工作,这就属于舌头的第二功能了。但最后,想不到这位既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也卑污轻贱,曲节事人;既治国有方,政声蜚扬,也好色腐败,贪刻残酷;既轰轰烈烈,位极人臣,也碧落黄泉,惨遭灭门的张居正。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败,也与舌有关。明代沈德符的 《万历野获编·江陵始终宦官》说:“江陵之得国也,以大?冯保力……而最后被弹,以致籍没,亦以属司礼张诚,岂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乎!”当年,张居正舌头一动,断送了高拱,拉拢了冯保;现在,一个更得宠的太监,在万历身边,张诚舌头一动,把罪状一条条呈给皇帝耳边;而那个高拱,别看败在他手,临死之前,趁舌头还能动,又搞了一份《病榻遗言》告上去,历数张、冯的罪恶,火上加油,促使万历下了决心,在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终于被抄家夺爵,总算留一点面子,没有戮尸。

这一切的是是非非,无一不是舌头在兴风作浪,想到这里,真有一点不寒而栗呢?但一代文豪王世贞先生,也不是什么好样的,在张江陵如日中天的时候,曾经起劲地去巴结过的,甚至洋洋洒洒,写过吹捧他双亲的祝寿文章,想讨他的好,希望得以引荐,跻身朝廷,求得朱紫。奈何张居正认为,阁下文章好,未必适宜做官,还是当你的文人算了。也许由于未能满足欲望,现在,你死了,你倒台了,你完蛋了,我反过来敲打两句以泄愤,也是情理之常。所以说,文人的舌头,通常是靠不大住的,一会儿向这边拐,一会儿向那边拐,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