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存史料来看,在魏忠贤掌权时,明朝政府抵御辽东后金的入侵还是比较给力的,可以说一扫万历末年辽东战场的颓势,大有光复辽东之势。前期能够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齿相依的关系,否定龟缩山海关的决议,积极支持孙承宗的推进战略;后期任由袁崇焕督师辽东——不敢说他多器重袁崇焕,但从来往信件看,袁与魏的关系至少是和谐的,袁最瞩目的几次战功全在魏掌权时诞生。

当时的明军,关宁铁骑不用裁员,军饷仍可足量正常发;皮岛军队不用精简,收入来源稳定。寄居海岛的毛文龙进行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魏本着中庸之道,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毛文龙也算干吏,积极进取,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的城池;授毛文龙“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和尚方宝剑,人心笼络绝对到位,让毛文龙热血沸腾,誓死巩卫皮岛、朝鲜本土。

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

魏当九千岁的几年几乎与关外捷报频传的时间同步,宁远大捷大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宁锦大捷明军多次重创皇太极。丁卯之役,毛文龙在朝鲜拼尽血本击退阿敏数万八旗军,阻止了阿敏当朝鲜王的梦想。皇太极东奔西突累到吐血没捞着什么好处,只能龟缩在盛京。

关外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其实还是钱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

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从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齐楚浙党与魏打的火热,税官送钱的踏破魏府门槛,有钱好办事,而魏办事能力没的说,一定给你办成。浙江巡抚感觉海内咸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魏简直太给力了,提议修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袁崇焕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因为魏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收入。

提起魏忠贤不得不说东林党。在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末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没接触过底层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的东林党。

对比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朋党,东林党很多人似乎更适合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政坛。但掌权的东林党偏偏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就治罪问斩;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但顶着东林的名头,钱贪过后不敢承认且一丁点都不愿吐出来。

史书上写了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细看,大多罪状都是图谋这那却基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这种小事情也算大罪?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魏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腌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对于魏对东林党的打击,窃以为在当时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

魏杀杨涟等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对,但结果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国家捞钱。哪怕3:7开那也是在捞钱、在有效工作。明末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银子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家,不愿也不能做到;而权倾一时的威权主义者魏公公可以做到。

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工资;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军队装备牛掰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而以上古代军事工业正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就业的好办法。

魏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能够用正确给力的人并给予支持(炸伤努尔哈赤的红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银买的),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跟前辈王振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其实也有卓越之处。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讲,魏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很多人读了此段瞬间想到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

魏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战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了给力的将军,下属官兵们只能干瞪眼,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的局面再难挽回。

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蒙古族)等勇将。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士兵同甘共苦。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为袁崇焕大炮所伤,旋即不愈而死;宁锦之战,为父报仇的皇太极小伎俩用尽,却一点便宜没捞着,在袁崇焕跟前吃足了苦头,看过关宁铁骑的军容后忌惮三分,战术上皇太极用兵狡诈,袁崇焕却比皇太极更老辣。

可惜的是,这位屡次击败后金军队的功臣良将,在成功保卫北京后居然立即被崇祯罗织罪名下狱,一生从无败绩的大明蓟辽督师被凌迟处死。袁死后,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寿无奈投降后金(投降时改称满清)外,余者皆相继战死。精心培育的关宁铁骑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

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在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让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康熙四十年,魏忠贤墓被康熙皇帝下令夷平,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