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愤青,这是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坐在书架前,再三强调。近日,他的博客文章《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引发热议。这从教6年的老师写给大学新生的建议书里称:“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垢纳污之地。”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学官僚化、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我的重点是,不良制度下个人的责任问题。”陈伟说。

学生·官场

“最后走进来的是学生会主席,直到他落座并露出众爱卿平身的表情,所有人才按照官阶大小依次坐下……我那迷恋官场现形的同学前几天告诉我,他在一场学生会高层的党派之争中成为了牺牲品,打算转战团委直至得势为止。”一年多前,清华大学学生蒋方舟在专栏《学生官场无处话凄凉》里如此写道。

这次,相似的内容从副教授笔下写出来,引发广泛热议。“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陈伟认为,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现在却成了“被治”组织,完全接受团委的领导或指导,从财政、学生干部任免各个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生干部的产生不透明、官僚作风盛行、不为学生谋利、学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等各方面优惠。

“这是常识,不算新闻了。他的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但有些地方偏激了。”前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林怀公(化名)告诉记者,他成为所在高校的学生会主席,是因为当时校学生会内部为争主席斗得太厉害:“你也举报,我也举报,学校觉得这群人一个合格的也没有,就从系学生会空降一个我过来了。”

提到学生干部任免权,林怀公说,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都全校投票直选过学生会主席,但更多高校还是由学生代表大会或专门组评审团选出。“它的特殊性在于,你可以说他是选出来的,也可以说他是任命出来的。”

“大家还是太高看了学生会主席,除了个别高校能拿提成有外快,学生会一分钱不掌握,都是团委老师控制。”林怀公说。陈伟在最新博文《学生会问题:行政化、官僚化大学体制之冰山一角》中也表示:“学生会组织一个活动,要经过多个程序,每个程序都要经过团委领导的同意首肯,借场地、贴海报,每个环节都要盖章。对学生组织来说,大学里面如果没有团委的盖章而在某块空地上集会,便是‘非法’行为,不用老师出马,几个保安即可将其强行驱散。”

林怀公告诉记者,即使当上全国学联副主席,毕业后大多数人还是做自己的专业,走仕途的人并不多:“当然有一些官二代通过这条途径会上升很快,那是更大的不公平。”

维权·加分

 “我就是学生会的,找学生会能干啥?”北京某高校学生会文艺部副部长张文被问到遇上打开水不满意等问题怎么办时回答:“大家更习惯上学校论坛发帖,闹大了还起过作用,不习惯找学生会。”尽管学生会有负责帮学生维权的权益部,但他不记得起过什么作用。

某高校学生熊圆(化名)2005年因抗议食堂饭菜质量,打算发起百名情侣在食堂门口泡方便面活动,在校内风云一时。“学生会的没参与进来,但他们也挺帮忙,牵线跟后勤集团的谈判,联系场地。后来谈好了就没真泡面。”

学生会能在维护学生权益上发挥多大作用?陈伟认为,那些维权抗议活动往往不是学生会来做。而林怀公表示,起码在最基本的权益上,如饭菜质量、上网问题,学生会还是经常会和后勤集团交涉,为学生争利。

暨南大学学生会前主席黄乾宇告诉了记者更积极的案例:在他们学校,接待学生的不满投诉不属于学生会管,是由学代会常务委员会负责。每年学代会,校领导都在时,还会把接到多少投诉、解决了多少列成书面报告。“很厉害的,有的还会写:某情况已经连续反映5年,仍未解决。效率还是蛮高,有关部门都害怕这一点。”

对学生会更大的争议在于学生干部的保研和奖学金加分政策。如某高校环境学院2009年保研,分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可以加3分,分团委委员、学生会干部可以加2分……在保研的初评结果中,该院两个专业中排名第一或第二的学生,都是因“分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加了3分的。

“研究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应该靠学分绩。学生干部的荣誉,不应该跟保研这些跟学术能力评价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学生们很反感这些,但政策制定时缺乏他们的参与。”陈伟说。

还好这个情况并不在每一个高校里存在。“我是学生会主席也1分没加。”林怀公说。黄乾宇也表示,他甚至一次奖学金都没有拿过。

作为香港人,黄乾宇曾经在香港的中学学生会当过主席。“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政治性很强,大陆的学生会偏服务性。至于官僚化倾向,反正在暨大学生会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侨校的关系。我们主席、部长、干事都一起做事,当主席还得吃饭掏钱请客。”

“学生干部都要学会戴着脚镣跳舞。明知道制度在那里了,得学会绕着问题,要的是效率,去想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里埋怨,希望改变规则。”黄乾宇说。

我坚决否定学生会

人物周刊:你觉得学生会的这些问题在高校普遍存在的吗?

陈伟:是的。实际上,五四时期、甚至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学生会、团委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作风还比较正派,虽然也跟加分、保研等很多利益挂钩,但官僚气还没有现在这么重。

现在它有很多手段,比如学代会投票,可以控制,找一些新生,稍微一动员就可以。或者找一个陪选的,明显没希望的人。或者设计一个主席团制,比如大家投票选10个人是主席团,至于谁当主席,不在投票范围内,由团委老师来决定。

有个南方某大学的给我发微博私信,说他们那团委书记就靠任命学生干部发财。不是简单跟老师套个近乎就能当选,真是社会上讲的叫“拼爹”嘛。有权力的,通过相关领导来给你讲,没权的话就用钱嘛。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

陈伟: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应该跟各种权力和它所带来的利益挂钩。实际上,真正意义的学生会对一个国家蛮重要的,它是大学生锻炼公共生活、学习人与人友好相处、培养公共关怀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学生会经常做不到真正代表学生发言。实际上一些抗议活动,比如说就食堂饭菜问题和校方交涉,现在高校也经常有,但往往不是学生会来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最新的一篇博客中重点抨击了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问题?

陈伟:对,问题不仅限于学生会,那不过是冰山一角。最近几年,大学本身的行政化、官僚化愈演愈烈,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权力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强的,是大学堕落最快的时期。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人基本不从事教学科研,在大学的任务就是做官。走团委这条路,与基层官员相比,风险小、进步快、年龄有优势、政治上无污点。大学里潜心学术的人反而沦为边缘人,致力于科学探研的学生凤毛麟角,学术项目中充斥着“豆腐渣”工程。

人物周刊: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说你提到的是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不在学子们的象牙塔中。你怎么看?

陈伟:具体到学生,在其中的责任可能是最小的。但我探讨的重点是,一个不太好的制度下个人责任的问题,我希望作为时代先锋的大学生能承担起公共责任。

近年来,学界谈论问题时流行说“体制”怎么样,不仅没有推进社会进步,反而给作恶者提供了借口,它消除了人在做出坏事后通常具有的负罪感。我博士是研究汉娜•阿伦特的,她有一个重要观点:在不太好的制度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体制在哪里呢?不是说独立于我们每个人之外,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今天所做的事情、所做的选择之中。

人物周刊:学生会的存在还是有一些它的意义吧?

陈伟:目前体制下,可以说没什么意义,还不如兴趣社团、志愿者公益活动,甚至不如去做家教。我还是倾向于坚决否定,都学马克思主义,你有一点点犹豫,他就说主流是好的,只是个案嘛。你到最后推不进任何改革。扭转大学官僚化、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深刻反思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大学中的地位,我希望能起到一点这个作用。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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