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钱穆在给老师吕思勉的回信中,钱穆做了这样的解释:回来虽无刀斧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教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中检讨,要我像他们这样做检讨办不到,等于是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我完全做不到。

凤凰卫视2010年11月6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一篇新华社论中点到了华侨大学教授钱穆的名字。从这一天起,在大陆钱穆成为了反动文人的代名词,他也由此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转折。

钱穆是一位苦学出身的读书人,幼年因家贫,中学未毕业即出任乡村小学教师,18年间靠自修有成,转任中学、大学教席。他主张中国人对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应抱有温情与敬意,不应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钱穆抱守书斋,教书育人近八十年,终生不仕。

郑家驹(钱穆学生):他是一个非常儒雅的一个(人),第一次我见到他是在1942年暑假,放暑假,我在遵义,那时候我爸爸在浙江大学。钱先生到浙大去演讲,一个很大的教室,他在演讲。我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学毕业生,也不是浙大的学生,就悄悄地坐在最后面听他演讲。他个不高,戴上眼睛,很文雅,但是呢,一说话非常有震撼力,有吸引力,就是能把你镇住。

洪廷彦(钱穆学生):他是当了多少年小学教员,又当了多少年中学教员,然后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讲课是非常生动,除了语言,他这个江苏的苏南口音,这是改不了,有些人听不大懂。

解说:钱穆3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受聘于北大文史学院,开授中国通史课。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

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由于他与当时的文史学院院长胡适都擅长以演讲的方式授课,因此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郑家驹:他的最成名的第一篇文章是这个《刘向歆父子年谱》,顾颉刚先生把他推荐到燕京学报一下子成名了。这个问题,它一下子解决了当时的今古文之争,然后就是《先秦诸子系年考辩》,这是一部大书,先秦诸子百家从清朝起一直乱成一团,先秦的学术思想怎么把它调理清楚,理清,他做了这个工作。

他说我这部书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我这个对于先秦诸子,我把它整理得是自成一个体系的,你要攻它不是攻它一点,要么你整个摧毁它。

解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辗转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从史学考据到文化探究的转变。

郑家驹:当然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嘛,1942年嘛,正是抗日战争这个大后方很困难的时候,他是还是讲历史问题,讲文化问题,但是呢,他还是讲到民族存亡、国家兴亡,讲这一类的问题,讲年轻人的责任,所以呢,我一下子就给吸引住了,觉得这样一个矮小的文人,他这个释放出来的能量让你觉得敬佩。

解说:1939年6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