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教育学者

8月17日,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对外公布。同日,一篇“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博客文章,再度引发公众对院士话题的热议。博客作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他的名字在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出现过,但没能出现在8月17日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饶毅对媒体表示:“早就预计到了这个结果”,“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

饶毅教授说得不错,他之前以及在候选院士期间的表现,早已注定他很难通过第一轮。甚至可以说,他犯了候选院士的大忌:居然在候选院士的“紧要关头”,还一如既往撰文批评国内的科研体制。去年9月,他与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联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就在本次候选院士初选名单公布前几天,他还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尖锐提问:“为什么普遍人们觉得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浮躁?”

换在其他院士候选人身上,候选院士期间该是其团队忙着运作公关的时候,对于“敏感”话题会尽量回避,就是发言,也都是要投领导们所好的。

然而,饶毅教授以如今这种方式断绝了自己今后当选院士的可能,却赢得了自己的出路——他在用实际行动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国学术公信力。

我国当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普遍存在两种现象。其一,学者们一方面认为科研体制、学术考核体系不合理,一方面却亲身参与跑课题,搞社交学术、公关学术与圈子学术,制造垃圾论文与成果。对这种现象,普遍的解释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家是制度的“受害者”,近年来的院士评选也充斥着各种拉票丑闻。其二,对教育与学术问题,学者们在“私下”里、饭桌上有不少意见,这些意见鞭辟入里,可在公开场合,却很少发表意见,有的则大唱赞歌。

因这两种现象蔓延,我国教育与学术的公信力和尊严,越来越式微,知识分子的形象跌到谷底。更可悲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堕落、迷失,但却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而是环境和制度的问题,因此,心安理得地继续堕落和迷失。

一种“劣币逐良币”的教育和学术环境,已经在我们周围枝繁叶茂。在当前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中,坚持学术理想者已属凤毛麟角:一名学者,如果坚持只写高质量的论文,不炮制、拼凑毫无学术价值的图书、成果,他很可能迅速地因为考核不合格被自己所在的高校扫地出门;如果他对教育、学术体制公开表示不满,揭露其中的弊端,也会很快从各种课题名单中消失。反而是,那些不图质量、只求数量,善于包装、运作,走上层路线、讨好领导者,很快就成为“学术红人”,获得各种好处,拥有各种学术头衔。

有这样的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就不难理解,为何举报学术不端者会被边缘化、被打击,而被举报者却往往毫发无损,继续风光。也不难理解,近年来高校引进的海归人士,比国内学者还懂得运作、包装,他们并没有带回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倒是如鱼得水地融入体制。学术圣殿,已变为逐利者的乐园。

对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普遍的共识是应该彻底改革,建立以教育、学术为本的管理体系,这样才能恢复、重塑教育、学术的尊严。就院士评审而言,院士身份应与各种利益、待遇脱钩。然而,当制度的“受害者”坦然享受这种制度带来的各种好处、自我高度“体制化”之后,建立新制度,就面临巨大的阻力。观察现今的大学、科研院所,从各级领导,再到院士、当红学者、博导、教授,其实都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怎样突围,成为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学术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人们自然期待自上而下的系统改革,但这种期待,往往变为集体不作为的犬儒主义,对改革,普遍持有等待、观望,甚至事不关己的态度。推进改革、建立新的制度,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担当,这也可以说是重塑知识分子形象的出路。

在这方面,饶毅教授的作为,可以说是一种表率,那就是,在体制中坚守自己的底线,同时,敢于发表自己对不合理的体制的意见,向公众推广、普及基本的教育常识和学术常识。这是比苟且地当一个院士,更有价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