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 绘

黄仁宇(1918-2000)

万历十五年》(初版本),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著,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版。

  李辉

  学者,曾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封面中国》等著作,爱旧书,爱和老人聊天,爱在故纸堆里看历史。

  翻译、引进《万历十五年》历时三年

  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出版物中,《万历十五年》无疑占据着一个显赫位置。虽是一部史学著作,影响力却早已超出史学界。大历史视野、叙述风格、篇章结构……黄仁宇先生呈现出的另类史学写作方式,受到不少写作者和读者青睐与追捧。撇开其学术价值暂且不论,仅将之称为一部写作经典,恐怕也不为过。

  读《万历十五年》自序,方知当年这一中文版引进大陆,与黄苗子先生的热情促成有关。黄仁宇这样写道:“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Year of NoSignifi-can ce’,作者的署名为R ayH 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是《万历十五年》的编辑,他在《那年,那人,那书———〈万历十五年〉出版纪事》一文中回忆当年编辑经过:“这部书稿,最初是由黄苗子先生与我联系的。1979年5月23日,黄先生给我一封信,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有误,非耶鲁大学———引注),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苗子先生颇有识见地提出:‘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又说陈翰伯同志也有这一看法。黄先生的信最后说:‘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傅先生还回忆说:“……原稿在遣词造句上确有不少难懂之处,因此在征得黄苗子先生同意后,由我请大学时同窗好友沈玉成先生(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对全书作一次全面的文字加工。”

  应该说黄仁宇是幸运的。1979年之际,中国欲翻译、引进一本国外著作,有诸多不便。《万历十五年》,从提交选题、论证再到正式出版,历时约三年,就当时情形而言,这一出版周期虽不算快,却也算正常。

  两次打击和一个巨大慰藉

  参照阅读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张逸安译,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可进一步得知,《万历十五年》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对当时身处窘状的黄仁宇,恰是来自故国的最好慰藉。

  1979年夏天,黄仁宇正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的撰写,由他负责明朝部分。就在此时,他却意外接到校方的解聘通知:“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长春藤(又译常春藤———引注)名校、剑桥、伦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署名给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黄河青山》,67页)

  这一年,黄仁宇年已六十一岁,在美国汉学界虽非赫赫有名人物,但能够参与《剑桥中国史》的撰写,可见还是具有一定学术地位与影响。“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同上,82页)他在《黄河青山》中,屡屡发出类似愤懑不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同一年,黄仁宇遇到另一个打击———无缘作为明史专家访问中国。他写道:“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身于非常狼狈的处境。……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美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上,100页)

  不仅如此,完稿于1978年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在美国寻找出版社也不顺畅。因为这一原因,黄仁宇才决定将之翻译成中文,希望能在中国寻找出版中文版的机会。后来的进展证明,他的这一决定,极为明智和正确。此之时也,刚从“文革”劫乱中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界,百废待兴,对来自远方的、新的、有着独特见解的著作,有着急切的期盼。从文化人到出版社,无不试图以各种努力,推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一个封闭已久的中国,能够与整个世界面对。就此而言,中文版《万历十五年》书稿来到北京,正可谓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出现在一个恰当的地方。

  郁风的弟弟起了很大作用

  黄仁宇想到请黄苗子帮忙推荐,是因为他与黄苗子夫人郁风的弟弟熟悉的缘故。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在两处不同地方,详细叙述了其间细节,为当年出版界留存了一份难得记忆。两段叙述分别如下:

  “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几个月,我的朋友余哈维(音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出版商。……他秋天回到普吉西,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妹夫黄苗子(应译为姐夫———引注)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禁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道风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商。”(同上,74页)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印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 arl W alter)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史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措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同上,76页)

  上述回忆,有几处需要加以订正与说明。

  文中所提“余哈维”,应译为“郁哈维”,即郁风的弟弟郁兴民。郁兴民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等在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即黄仁宇所写“临大”。离开临大后,郁兴民留学美国,二战期间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前来中国调停国共内战,郁兴民随美方军事调解小组前往沈阳。黄仁宇时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副官,不过,二人虽同在沈阳,但并不如黄仁宇所写都在“国民党东北总部”。

  黄仁宇回忆说,他在1979年3月27日接到郁兴民电话,被告知《万历十五年》获中华书局同意出版的好消息。这与傅璇琮的叙述不吻合。傅璇琮提到黄苗子最早的推荐信写于同年5月23日,是在3月27日的两个月之后。到底谁的回忆准确,恐怕需要查阅原始资料后方能确定———当然,这并非特别要紧的细节。

  初版本封面由廖沫沙题签

  围绕《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出版,还有一位被黄仁宇数次提到的人是廖沫沙。

  早在抗战期间,黄仁宇在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任编辑时曾与之共事,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1979年,廖沫沙刚刚平反,再度起用,于是,在为《万历十五年》寻找出版机会的过程中,廖沫沙也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黄仁宇写道:“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共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同上,102页)

  从黄仁宇的叙述看,他与黄苗子想到请廖沫沙写序,应是考虑到廖沫沙此时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可借其影响力来促成《万历十五年》的顺利出版。后来,廖沫沙因病虽未如愿写序,但他还是为《万历十五年》题签,黄、廖多年前的历史渊源,在晚年有了一个圆满的衔接。

  《万历十五年》迄今已有多个版本,包括插图本,但我最喜欢的还是1982年5月的初版本(印数:27500册)。

  初版本封面设计颇为讲究。书名由廖沫沙题签,繁体行书,竖排于中央。封面衬底为全幅淡绿色图案,并延伸至三分之一封底。该图案应是选自明代织锦。我藏有一册由沈从文作序的《明锦》(人民美术出版社,李杏南编,1955年版),沈先生在序中这样说:“本集材料的来源,全部出于明代刊印的《大藏经》封面。经文刊刻于明初正统永乐时期,到万历时期全部完成。”《万历十五年》封面所选图案,与《明锦》中所收“绿地龟背龙纹加金锦”、“红地菱格加金锦”等样式相近。当年,选明锦图案作为《万历十五年》的封面,的确相得益彰,由此也可显中华书局之巧思。

  《万历十五年》出版几近三十年。时光荏苒,除黄苗子先生依然健在外,与这本史学经典出版关系密切的几位关键人士均已仙逝。不久前,我前去医院探望黄先生时,特地找出初版本《万历十五年》带上,请他题跋。

  九十八岁的老人,落笔依然清隽而有力,扼要叙述多年之前往事如下:“这本书的初稿,是由我爱人的弟弟郁兴民从美国写信给我,由我介绍给中华书局请他们出版的。经过他们研究,理顺了个别文字,便出版了。黄教授到中国,曾和我见面。后来,他的几本著作在国内外风行一时,成为研究中国史的要籍。李辉兄得此,因记其经过。二○一一年苗子九十八岁”

  因这一题跋,我收藏已久的这一册《万历十五年》,从此多了一段出版记忆的温馨。

  完稿于2011年6月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