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1924年出生于辽宁铁岭,父亲是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1947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在校期间师从朱光潜教授。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1988年由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同年被聘为台大荣誉教授。齐邦媛一直致力于文学教育与翻译工作,在台湾文学界、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被称为“永远的齐老师”。在积极将台湾文学推介到西方社会的同时,齐邦媛笔耕不辍,在台湾先后出版了《千年之泪》、《雾渐渐散的时候》、《一生中的一天》《巨流河》等著作。

    [授奖辞]

    《巨流河》既实录个人命运,又深思国恨家愁。淡笔抒情,怅然悲史,那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回不去的故乡,连同沉潜于少女心中长达七十年的恋慕与柔情,历经岁月的风霜,已从灿烂归于平实,从时代的主题退隐成了记忆的残片。齐邦媛本着史家的诚恳,作家的生命关怀,以文立心,目击成诗。一个乱离之人的心痛或许渐行渐远,但绵延在巨流河与哑口海之间细小的情爱、无法割舍的挂怀,以及作者对文学安妥心灵之力量的张扬,使得这种绵密、整洁的叙述,成了二○一○年度海峡两岸共同珍视的浊世清音。

    [获奖感言]

    自从一页电脑列印的讯息,通知我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而且得写一篇得奖感言,除了荣幸,我对文学奖的记忆和感想就不同盘旋心头。

    电话来访问我的记者田志凌说,我是“近十年历史上第一个台湾获奖作家”。华语、文学、传媒……波光帆影,心灵舟楫往还,流动的意象很强。在我已暌别六十年的乡土,一个文学奖的评审会,读了追怀二十世纪中国的《巨流河》,投票给一个台湾作家———领受这个奖,我应当欢欣呢,还是应当落泪呢?在台湾,我们仍有时被称为“外省作家”或者“流亡作家”。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称呼将都会存在,没有褒贬,只显示了事实和困境吧。

    也许我们共同的语言———华语———可以称作一个共同的故乡吧。

    中年以后,每次长途旅行,到不用华语的国度,我必带一两本中文书,好似由故乡土地上掬起一把土,夜间旅舍读读,不觉孤单。当年常带《老残游记》,觉得他忧国忧民,明喻暗讽,很有精神。已不知读了多少遍,近日突被他书前《自叙》所吸引,竟似诉我写《巨流河》意念。这篇自叙五百字,只写哭泣的意义。作家述作,“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刘鹗1804年开始写游记,藉此抒其抑郁,五年后病死于流戍地新疆,未见民国之诞生。

    整整百年之后,我重读他自叙的结论时,已亲经二十世纪血泪历程。如今棋局已残,吾人已老。隔着六十年的海峡,传来这个奖,如是惜别会上的掌声,令我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却也如此温暖。

    祝福二十一世纪的华语文学作家,祝你们在和平相处的世界成长,达到文学思想的高度,被聆听,被珍惜。

    齐邦媛:历史可以一笔带过,文学不能

    不能回家乡很不甘心

    南方都市报:这次你获得的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散文家奖,你对《巨流河》的定位是怎样的,文学还是历史?

    齐邦媛:这是一个文学作品,我用诗的真理来讲它,就是想让读者从我的字里行间做一个自己的判断。我不能写历史,我知道写历史常常有政治的偏见。我没有特别的政治立场,我在台湾,他们说我不蓝不绿,也蓝也绿,反正没有什么偏见。

    南都:你写《巨流河》时,有没预料到它会在两岸引起反响?

    齐邦媛:我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大陆的反应,因为我以为在大陆这书是出不了的。但我23岁以前都是在大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23年。我一生中最好的、最坏的时光都在那23年。

    南都:在你收到的评论当中,有何印象深刻的?

    齐邦媛:有一位外交官读者最早写信来,他一百岁寿诞前看了我的书,手里拿不动心里放不下,写了很长的信给我。他当年到南京读书的时候是我父母招待的乡亲。后来我又接到很多90多岁、80多岁的人来信。他们说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说我们的事情了,在台湾还活着能写这个的已不多了。年轻学生也很多,写信来谈他们对旧时代的看法。

    南都:我不知道你写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好像提过,你在写的过程中一直在流泪?

    齐邦媛:因为关于个人的生命,总觉得很多事情很不甘心。当然你很了解了,我们从东北那么大的地方到了台湾,一来就是一辈子,现在我的儿孙多半都不回去了。所以感觉到心里很不甘心,这算什么呢?打日本的时候打成那样,你拼命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打仗,结果你回头一看家乡已经没有了。我们当时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回老家了。我父亲是家中的独生子,家还得靠他撑起来的,结果没有家了。我们那样的流离终身并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你真的无家可回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不甘心。

    南都:所以写的时候你的情绪是很饱满的。

    齐邦媛:我总觉得这个话要说出来。像我经历这么多事情的人,如果不说的话,就没有人知道了。像我这样从中国的极东北到了极西南的,这样的人大概也不多。我离开东北的时候是6岁,离开南京的时候是13岁,抗战的时候,我在四川读中学,上大学,在战火中成长,所以我已能看得清楚。我的书写实在的情境,我最关心的是不要写错了什么。

    南都:你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是要看很多历史的资料?

    齐邦媛:跟20世纪中国历史有关的书,我都尽量看看。资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写书没有引用太多学术资料,但是我要参考。第一我不愿意有错,我是想做一个可信的记录和见证。

    南都:对,你在书中基本没有引用任何史料。

    齐邦媛:我看资料,但要回归到我的生活。我要以自己心中记忆作为一个基础,做一个负责任的判断。一个人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么多,而我恰好站在一个比较高远的地方来看的。我并不是为了个人抒怀出一本书。

    南都:有一种责任感?

    齐邦媛: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很认真地写出来留给后代———不只是我个人的后代,是我们这三百万人的后代。这么多年我在等人家写,但是我没有看到。想了许多年,还是自己写了。我总觉得有这个使命感。

    南都:那为什么一直拖到80岁才开始写呢?

    齐邦媛:我一直很忙,我不想写零零碎碎的东西,我必须整体地写。整体写的话,就需要心神宁静。这十年里,我先生生病,孩子们也不在家,现实生活让你没有办法坐下来。后来我到美国跟孩子们住了一段时间。在美国没有相关的资料没有书,所以我决定回来,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大了。但是既然活着,就写多少算多少。幸运的是有三位年轻朋友非常诚恳地来帮我忙,她们帮忙整理大纲,催稿,给初稿意见,过一两个礼拜就打电话问你,现在写到哪儿了?就这样差不多四年,总算写出来。

    《巨流河》亲手删节很多

    南都:我很关心一个问题,你写的时候心里有很大的感情,但是为什么写出来会那么冷静、克制?

    齐邦媛:我想控制情绪也是我教书的时候训练出来的。我教文学作品时,有时候讲到一些文章会想掉泪,但一定要控制。下面有时一百多学生,我必须把情绪控制在一个学术上能够接受的范围。

    我也知道,能让别人看得下来的东西,就是你写的时候心里冷静一点。如果你哭哭啼啼的,写出来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讲英文作文,写得最好的句子是Sim ple anddirect,简单直接明了,别人知道你说什么,会产生应有的回响。而且(《巨流河》里)我要讲的事情那么多,我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和生命一样,必须往前走。

    南都:听说《巨流河》在台湾出版之前删掉了很多字?

    齐邦媛:我一开始写了40多万字,后来删了很多。尤其像写从前逃难的事情相当多,可是觉得后面还有很多内容,所以前面就尽量地简短了,包括我父母的事情,写得都很简单。

    删字主要是担心书的厚度。出版社说,你要不就出上下两册,要不就出一个一本书能够放下的。上下两册的话,我猜想别人都会看上册,不看下册。因为下册都是到台湾之后的,比较平顺,上册有很多的动荡。所以自己下定决心删一些。很舍不得,因为还有很多话没说。

    南都:你曾说“我用诗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写他们,下笔时如此悲伤,却也如此愉悦。”诗的真理,这应该怎么理解?

    齐邦媛:诗的真理,我倒是做了一点研究。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的倒霉、不幸,我们只能感觉到难过,可是你不会引起大的怜悯和恐惧。因为大的怜悯和恐惧,后面还要有更多的意义才行。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哈姆雷特》、《奥赛罗》,只是一个可怕的死亡,可是它成这样的结局是有原因的,是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些走来的路都是合理的,都是必然的。有性格的、命运的、家庭的、不能违背的规律,好像命运一样。

    所以就像你读诗一样,在诗的最后,你知道它还是有一个意见,可是那个意见有很多酝酿的因素。它必然的结局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极真理,这个真理也可以称为诗的真理。我无法用简单的叙述说明我那个复杂的时代,所以我一定盼望有诗的真理。

    南都:在《巨流河》里,诗的真理是什么?

    齐邦媛:有些人或者认为来到台湾的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赞成。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甚至也不是全体的失败。至少我个人,或者我对我父亲那一代,我不觉得他们是失败者。不是说我们嘴硬或者不肯服这口气,你到了60年后还不服气,而且是几百万人不服这口气,那么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个人失败了。他们像进网的鱼一样,你不能说这条鱼很差劲,所以才被网住了。

    所以我说要用诗的真理写。你能想到那些老兵没有工作,没有妻儿,没有家乡,几十年来睡在一个荣民之家的床上,跟其他什么都没有的老兵在一起,最好的时间就是下棋,听听收音机,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吗?他们当初当兵打仗的时候,都相信我们要打倒日本,就可以有幸福的日子。那么我仗也打了,我一条腿没了,我眼睛也瞎了,活着未能奉养父母,死后也无人送终,我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历史可以一笔带过,文学不能。或者诗的正义能解释我写的意义,或者不能。我没有办法简单地说谁成功了,谁失败了。

    南都:写这个书你是想记录一段历史,为什么最终选择从个人回忆的角度来写?

    齐邦媛:因为我没有办法写大的历史,像东北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我写当年我父亲的事,也都是根据他的口述史资料。我事实上比较了解他办学校跟他办杂志的两件事,所以我重点写这两件事。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还是东北的党务负责人,抗日的时候有一百多个据点在东北做地下抗日工作。但我的资料实在是不够,我也不能随便写。我不确定的事,我可以不写。文学创作是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的。

    刚才你问我为什么到了八十岁才写?还有一个原因。

    南都:是什么?

    齐邦媛:八十岁之前,我有两个最大的困难。第一个到台湾之后,我与我从前的二十三年的生活完全是失落了,自1988年后,包括我自己,大家回去大陆探亲、旅游得多了,对大陆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也渐渐能够印证自己前半生,把那二十三年的事情写得清楚一点。

    另外书里写到我感情的事,八十岁之前我也不希望别人拿来作为一个故事来读。而且我还有丈夫、儿子,我不希望让他们误会。对于像张大飞这样的人,在我少女时代是一种崇拜和象征,觉得他代表很多年轻人在国家抗战的时候,以自己的努力来做了忘我的贡献。恰好因为我在那个时候碰到这样的人,也有这样机会跟他深入的了解。他很爱诗,写的信很有文采,内容也常有刺激,可惜我未能保存留下来。(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南都:张大飞的故事打动了很多读者,很多人说那是一段很美的恋爱。

    齐邦媛:在今天来说很难称为恋爱。对我来说,是一种钟情。“钟情”这两个字在现在当然是很过时的了,可是那个时代,第一见面很难,第二也有很多的顾虑,不是像今天这样交通便利。所以回忆当年就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诚恳,那种钟情因是一生只有一次。人家那么轰轰烈烈的生和死,我很怕别人拿来亵渎,那样亵渎的话,会很对不起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八十岁以后我怕以后一切都来不及了,就都把它写出来吧。那个时候跟人看电影,看两三次就要嫁给他,不然别人就说你这个人随便,蛮恐怖的。今天你们很难了解,我对那段感情,感觉非常可贵,终身难忘。如果我还没有写完就死了,也许是个遗憾。你刚才还有一个问题问我,《巨流河》要不要做电影。我书出来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导演来找我。

    书在有生之年不改编为电影(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南都:听说不止一个导演。

    齐邦媛:他们用各种方式找到我,有很多。他们甚至做了一些计划,我发现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方式。所以我就公开地说了,在我有生之年不拍电影,我希望我的书先站稳,保持自己的价值。

    南都:电影看重的是其中的爱情故事吧?

    齐邦媛:他们一定要把张大飞那个感情写成一个热烈的爱情,因为不这样做电影就不能卖。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二十六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我觉得是亵渎我们当年跟着老师念书、背诗的时候想的境界。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这个书成为大家的热闹我也管不了。但是总得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存在。

    南都:读《巨流河》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抗战时期你比较早地选择了走专业的路,安静读书,而当时你周围的同学是不是大部分被卷进政治了?

    齐邦媛:最早其实并没有。卷进去是在抗战胜利后,从1945年学潮开始的。抗战末期大家都苦得不得了,衣食都不够。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气,就生气这个政府无能,怎么把我们搞得这么苦。但我想无论任何一个政府,到了那个地步,已经打了八年那样的苦战,确是很艰难。我对闻一多确实伤心,因为我以前很崇拜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写诗的偶像,我们都把他的诗拿来抄和背。学潮时他突然跳进政治,喊叫打倒,推翻,不是好好讲话,他每说一句话就影响很多的学生。他没有想到我们把这个打倒以后,用什么去代替。我父亲是坚决反对我们从政的。我父亲一直觉得在中国做政治是很划不来的事,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而在他从政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理想的力量,他是很失望的。

    南都: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即使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知识传承、读书也非常重要。

    齐邦媛: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法国革命。一直怕法国的暴民政治到来。我们在突然胜利来临,百废待举的时候,同学们突然有80%的去参加游行,喊叫打倒,唱幼稚的口号歌,坚持读书再参政的人就是不爱国。我当时很难认同。

    后来我回到大陆与当年同学见面,我记得我看到的人说话的表情,和他们对事情的一种的反应,跟我以前记得的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饱经忧患。他们说羡慕我这些年可以一直读书、教书。当初他们觉得我们多么的落后。我并没有一点得意,我只是觉得很伤心,那些同学当初都是很优秀的人,都不到二十五岁,对政治所知有限吧。

    我自己也检讨我们当年,因为我始终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讲,我没有个人的得失感。我这本书只是想说明一个态度,我自己一直读书,我很怀念我读书那些年,然后我到台湾可以好好地教书。我现在的学生出去后在社会上都还颇有成就。我的朋友和来往的人,搞政治的很少。

    南都:你的父亲对你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齐邦媛:我觉得他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taste,不光是趣味,还是一个品位,一个人做人的态度。他跟朱光潜老师他们几个人,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方式。我父亲觉得很多东西是很俗气的,很让人看不起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是不做的。

    南都: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是俗气的?

    齐邦媛:比如无聊,没有焦点的议论,自吹自售的名利追求。他不喜欢我们多看电视,决不允许年轻人打麻将。他说麻将桌上都是一些闲话,没有出息,你有时间就去看看书。不读书的就常常言语无味,缺少奋斗的目标。他宁静温和,认真的话,静静地说;认真的事,静静地做。

    南都:像朱光潜、钱穆那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齐邦媛: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做人态度要有思考的深度,而且“稳重”这两个字蛮重要的,因为我常常觉得不好意思,常常觉得自己内心很激动,就很难稳重。所以慢慢地变成了自己的一种警惕了,学习耐得住寂寞,把重要的作品写出来。他们的人生情趣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像朱光潜老师,就连他院子里落叶不扫,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南都:落叶不扫?

    齐邦媛:落叶堆在他的小庭院里,他不许扫,堆了一层又一层。他说下雨的时候,会有雨打到叶子的声音,有风的时候,听能到风吹叶子的声音,他觉得很好。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蛮重要的,生活很苦的时候,想一想其实那种快乐也很好。

    朱先生后来在大陆的经历我知道得少,我也找人问过。我写信问他当年的助教,是我学长。朱老师后来的情况有没有人写?他说没有。我大概知道他“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和侮辱是很厉害的。每次想起当年他讲那些诗文中美的意象,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太俗气。后来朱老师变成什么样子,我不能想象。在乐山我们曾很近距离地看他,看了好几年,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不能想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那种变法是很伤心的。后来我看到一些他出的几本书,只是在序或者后记里写一点,可是我觉得够了,我已经知道他受了相当大的侮辱,那种侮辱应是他最难过的事。

    南都:接下来还有写书的计划吗?

    齐邦媛:没有了,我现在身体不好。我收到台湾读者手写的来信已经四百多封。我不用电脑,他们说电脑上的信更多。读者来信多半就是希望我再说一点,你为什么不说这个,你为什么不说那个?我正思索怎么给那些真诚写信的人一些回应,然后有几本旧书在台湾要重新出版。我的编者大约很怕我被称为“一书作家”(编辑注:一辈子只出过一本书的作家)吧。

    南都记者田志凌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3/32/3323fe11e9595c09/Blog/7ff/694ee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