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儿教育我,不要在同学面前显摆,你个人的辉煌要个人去拼搏,不能借助我。”
 

  口述:文伽昊 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淡忘了我父亲,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

  我从小活在父亲的影子底下,内向、胆子小。听大姑说,我爸小时候跟我一样,后来才变了。

  老汉儿(川渝方言,意为父亲)管我很严。小学放学去河边玩,回来不承认,就打我。他教我,家里没有大人在,绝对不要开门。

  高中住校,别人的生活费每周两三百,我只有一百块。他从来不接送我,都让我自己坐公交。逢年过节,别人给我的红包要等父母开口,老汉儿说能接就伸手,不能接就不伸手。

  我的朋友圈子很小。媒体说我一个月消费几万、开跑车,事实上我生活上要求很低,平时就吃点饺子、面,喝矿泉水的消费,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出去玩,穿的一大半是老汉儿的衣服。极少数同学知道我老汉儿是文强。老汉儿教育我,不要在同学面前显摆,你个人的辉煌要个人去拼搏,不能借助我。

  事件梗概

  2010年7月7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执行死刑(注射)。他是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被视为重庆黑恶势力的最大保护伞。

  1992年,老汉儿就已经是重庆公安局副局长了。他一直特别忙。我小学四年级从郊县到城里,重庆市的学校不要我,妈妈说,文强,你一天到黑只晓得破案、破案,娃儿都要开学了,学校还没着落。后来找教育局出面,才读到书。

  高中3年,感觉爸爸老得很快。他已经破了很多案子,长寿运钞车枪案,张君案,其他不记得了。每次老汉儿破案就会回来说,今天晚上你们看新闻。我感觉父亲还是很了不起的。

  老汉儿一再叮嘱,我们到了城里,接触的人慢慢多了,交朋友一定要谨慎。他怕他得罪的人多,再怕别人打着他的招牌乱来。

  一点都不夸张。有一次,我们全家三个人出去吃火锅,旁边一米的距离,一桌人在摆龙门阵,说文强的儿子是我很好的朋友,还跟我一起做生意。老汉儿瞪我一眼,我一头雾水,其实我一点都不认识那个人。

  我一直没谈女朋友。不想在外边随便接触,怕遇上别有用心的女孩子。家里要求很严,说一定要找真心喜欢你的,不是喜欢你家庭的,但说实话,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女孩太少了。我跟社会上的人交往有顾虑,还是交网友更放心,什么话都可以说。

  我很喜欢上网,在加拿大学会的。高中毕业,我到加拿大呆过一阵。那都是我爸一手包办的,按照我妈的想法,我们全家最终要一起出国。但我就是生活上不习惯,又怕自己学坏,几个月就回来了。还是重庆好。

  2005年,我大学毕业,想跟朋友开网吧,老汉儿坚决不同意。他说,他是管网吧的,别人会乱想。后来有朋友说合伙开小酒吧,我连口都没敢开,老汉儿更不准。

  想过进公安,可能身高不够,老汉儿也不让我进去。感觉我提出什么事,老汉儿都不答应。我就一直没有事干。

  老汉儿希望我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平平稳稳。去过银行坐办公室,不安逸,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

  可能是怕我学坏,想拴住我,2007年,干妈周红梅开了个装修公司,给我挂名经理。我心思不在那边,一年也去不到一次,也没去领过工资。

  直到2008年他去司法局当局长了,我问,现在我可以搞网吧了吧,当时我父亲啥也没说,过了一两天,他说,那你还是去吧。之后我入股,在大渡口开了一家网吧,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那儿。

  我经常上天涯网,时不时看到爸爸被“双规”的消息。这种传闻2000年以后,年年都有。老汉儿说,我亲手签的死刑都有几十例了,还不包括重刑的,得罪人太多了,难免被报复,这些事你不可能较真。老汉儿对“双规”习以为常了。我更相信,干得越多,错得越多。

  传闻越来越多,后来连老汉儿自己都怕了。2008年某天,老汉儿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让赶快去单位开会,临走前他对我妈说,要是晚上还不回来,你就把家里的钱扔江里吧。

  我家里有一个保险柜。但这些都是大人的事了,我也不关心。

  2009年8月初,老汉儿大清早出门去北京开会,我还在被窝头睡觉,爸爸说他出门了,我嗯嗯嗯地过了。当天夜里,凌晨3点有人来敲门,说是司法局的。我想,司法局的不可能不知道我爸去北京出差,怕是社会上的人来报复,赶紧打110。两边僵持了十来分钟,直到他们在猫眼里把证件亮出来:专案组。

  我爸被抓了。专案组在我家收拾东西,从凌晨三点到中午。紧跟着,我妈和我也被带进看守所,还有我妈最疼的那条狗,“雪梨”。

  看守所里,中秋节的时候跟我老汉儿通过一次电话。他说,不要仇视这个社会,要恨就恨我。他希望我出去以后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就行了。

  在里面挺好,也没挨打。警察给我换了名字,我以为自己装得挺像,直到我出去的那天,同监的悄悄跟我说,我知道你是文强的儿子。

  我在看守所的电视里看到父亲被判死刑。九个月以后我被放出来,罪名是毁灭证据,不过免予起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是合法的。他们还了我国土证、房产证和八万多块钱。

  一个月以后,2010年7月7日,我父亲被执行死刑。这天早晨,我们被通知与爸爸见面。爸爸流泪了,说,娃儿,给我磕个头吧。我照做了,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最后一面。

  我不恨社会,也不恨爸爸。

  老汉儿离开这段时间,还是有人对我好。有一回,我坐出租车,的哥好像认出我了(我的名字和照片在媒体上出现过),车上他一直跟我聊打黑,聊文强,偷偷观察我的反应,我假装看着窗外。下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好好保重自己。

  半年过去,我开阔多了,朋友也多了。他们不在意我是文强的儿子,没有看不起我,我也不怕别人别有用心了。以前被老汉儿否定得太多,现在任何事情都得我自己来决定。

  很多时候,我还受“文强的儿子”这个身份影响。像是我想出租家里的房子,赚点生活费,但物业跟我说,这是文强的房子,很难出租出去。我也很难找到工作,网吧已经倒闭了,我会干的事情不多。年后找找工作吧,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做什么。

  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淡忘了我父亲,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

来源:南方周末